女朋友日记中的梵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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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读书》杂志上读过徐梵澄老先生的许多文章，印象深刻，至今还记得。因此，逛书店时看到《梵澄先生》一书（上海书店2009年版），便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该书由扬之水女士的一组日记和陆灏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组成。著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先秦诗文史》等专著的扬之水（赵丽雅）女士曾在《读书》编辑部工作十年，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她在任《读书》杂志编辑期间，因约稿诸事，与译有《五十奥义书》、《苏鲁支语录》、《薄伽梵歌》等名著的“世外高人”徐梵澄先生联系颇多，深得徐先生的喜爱，被一生未娶的徐先生视为“唯一能够谈得来的女朋友”。这组与徐先生相关的未加修饰的日记，“记下了一位学问家在生活中多与书和人相关的若干琐细微末”，读后大长见识。

扬之水女士在日记中说，按家谱向上溯，梵澄先生可说是中山王之后，但中山王又分为两支，在南京的一支，不附建文帝，大多被杀；江西还有一支，梵澄先生一族，是江西支脉，张献忠时，屠戮甚酷，蜀中几乎赤地千里，于是两湖人前往填补空缺，江西人又来两湖填补空缺，梵澄先生一族便是此时迁湘。梵澄先生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二十岁的时候，他自费留学德国，五年后回到上海卖文为生，得到鲁迅、郑振铎等大家的提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文章《欣慰的纪念》透露，当年梵澄先生向《申报·自由谈》投稿，都交由鲁迅转，而且鲁迅还要重抄一遍才寄出，可见鲁迅对他的帮助不是虚言。但梵澄先生对此并不知晓，所以在回忆鲁迅的名篇《星花旧影》中没有提及此事。许广平因此对梵澄先生颇有微辞，但温厚的梵澄先生却不想过多解释。他和鲁迅先生交往了八年，有时有个字认不得也要跑去讨教，还在鲁迅先生家里吃过无数次的饭，对鲁迅先生知之甚深。有一次扬之水问：“鲁迅先生怎么这样好骂？”梵澄先生答：“鲁迅先生待人太厚道了。厚道是正，一遇到邪，未免就不能容，当然骂起来了。”另有一次，扬女士对梵澄先生说，关于鲁迅应该还有不少事可写吧？梵澄先生却说，能写的都已经写了，其它就随着他一起进棺材吧。

梵澄先生一生经历曲折，抗战以后，他四处颠沛流离，一九四八年被国民政府派到印度教学。新中国建立后，他成了海外游子，只能自谋生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阔别了三十年的家园。据扬之水女士的日记记载，梵澄先生“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形也很令他失望，除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基本上就等于弃置不用了”。但他耐得住寂寞，潜心做自己的学问。扬之水女士问他暮年可有孤独感，他答：余可为之事，固多也。手绘丹青，操刀刻石，向之所好；有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看书，读报，皆为日课；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诵之，批之，殊为乐事，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梵澄先生素服一代经学宗师王湘绮（王闿运），多次和扬之水女士说起他的这位乡贤的一些轶事，并作有《王湘绮齐河夜雪》一诗。他告诉扬之水：“当年湘中有一朱姓秀才，弃文从商，经营茶叶买卖，后成巨富，茶行遍布。其向湘绮求文，先是，奉呈银子三千两，王弗受。遂易之以水礼（绸缎、果品之属），乃应。可知王名重当时。”我注意到，扬之水女士的日记还前后两处记着梵澄先生讲述王湘绮的同一则轶事。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条下记：“时有一和尚犯事，坐罪站笼。寺中诸和尚欲救不能，乃贿于王，以求为之说情。一日，王拜会县令，说笑一回，起身告辞。主人送客，王见笼中和尚，佯称曰：‘这和尚站得好！那日同他对弈，竟一子不相让。’言讫而去。和尚由是得免。——能与王对弈者，岂非友乎，县令固不愚也。”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条下又记：“湖南某县一个和尚犯了事，被枷号示众，于是托了人送礼，请王说情。这情却不大好说，——不是有些失身分吗？王便坐了轿去衙门访县太爷，县太爷自然是恭敬如仪，然后恭恭敬敬送客，走至被枷的和尚跟前，王说：‘这个和尚，枷得好！枷得好！前些日子和他下棋，一个子儿也不肯让！’有了这话，县太爷能不买帐？和尚得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同一个人讲述同一则故事，前后却有差别，一说“站得好”，一说“枷得好”，一说“寺中和尚贿于王”，一说“托了人送礼”。我从中得到一个教训：以后读传记，读史料，都应该多长个心眼，不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梵澄先生是个大学问家，却有幽默和风趣的一面。有一次，扬之水女士问起请他给陆灏写字的事是否应允，他先笑了起来，拿起桌上的一张纸让她念：易久  裘龄  石以铖  陆灏  尚武  石恬中  靳道峨  孟嘉理  易桐  王导  董丹  石光动  田新  贺愚。扬女士接连念了三遍，才解其意：一九九0十一月六号上午十点钟，请到我们家里，一同往到东单吃广东点心和鱼。他告诉扬女士，这个文字游戏是看到“陆灏”二字突然想起来的。这时的梵澄老先生多像个调皮可爱的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