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卖掉台湾的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随着伊藤博文内阁的倒台而离去，46岁的陆军中将儿玉源太郎雄心勃勃地走进了台湾总督府。

登上总督宝座的儿玉源太郎发誓要确保台湾“财政独立”，把这座“福摩萨”变成“理想的殖民地”。于是，儿玉源太郎及其继任者开始对台湾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掠夺林野。日本殖民当局为了霸占台湾林业资源，颁布了《官有林野取缔规则》。规定：“没有地券或其他确证可以证明所有权的山林原野，概归官有。”而台湾林野多系人民自由占有，任意采伐，清政府治台期间也未对山林丈量课税，山林主权也未明确，更未发任何文件加以证明，林野在习惯上作为田园的附属物。而日本殖民当局却无视这一习惯。调查结果，官有林野占调查总面积的94.15％，民有仅占5.85％，这使台湾大部分山林原野为日本殖民者“官有”。

强占土地。1898年，刚刚上任的儿玉源太郎下令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接着颁布“台湾地籍令”和“土地调查规划”。规定：凡不属于个人名义的土地，一律视为“所属不明”，由总督府“没收归官”。于是，庙产、学产等公有地，高山族“村社制”土地及家族公共地，统统被日本殖民当局以“所属不明”为由强占了去。还是这个儿玉源太郎，又在1901年颁布了“土地征收规则”，廉价强征大片土地；并在1905年公布了“土地登记规则”，以所有权证据不足为借口，把大量由汉族移民所开垦的土地没收归官。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儿玉源太郎掌管的总督府直接强占土地达2700多万亩，日本私人财阀占有200多万亩，两者合计，共强占土地近3000万亩，占台湾土地总面积的3／4。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主义者更利用政治特权，疯狂进行农产品的掠夺。据统计，日据初期的1900年，台米生产达30.7万公吨，输往日本是0.14万公吨，只占生产的0.46%；至1934年，台米生产为129.3万公吨，输往日本达51.5万公吨，占生产的40％以上。这是一种“饥馑输出”：台湾人民被迫将优质米运往日本，自己不得不以甘薯果腹。糖的生产自始至终是清代台湾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台湾制糖业的规模为当时全国之冠。日本占领台湾后，日本资本集团成立了“台湾制糖株式会社”，通过种种特权获得制糖生产的独占利益，把台湾蔗农变成了他们的奴隶。

台湾工业的发展更是始终没有摆脱殖民地的性质。根据儿玉源太郎上任前立下的军令状，台湾将在1909年实现财政独立。但1904年发生了日俄战争，为了调度战费，东京连70万元的台湾补助费都拨不出。在此情况下，儿玉源太郎加快了台湾财政独立的计划，导致台湾的工业结构严重畸形，发展很不平衡。而垄断台湾进出口贸易，则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经济疯狂掠夺的又一确证。从属于日本的台湾贸易结构反映出了自从台湾走上殖民经济开发道路以来对日本的单方面大幅度出超。从1897年至1944年的48年间，台湾出超占36年，出口总额由1485.7万元增至31120.4万元，增长20倍。然而贸易的出超优势并没有给台湾人民带来利益，因为台湾的对外贸易90％左右是对日输出，而进口的工业品几乎100％来自日本，一切商品流通的利益，完全为日本人所垄断。因此可以认为，这种长期的对日出超现象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掠取了台湾的剩余经济。

日本殖民者通过强占土地、掠夺农副产品、垄断贸易等方式，把台湾人民的财富搜割得一干二净。 陈碧笙先生在《台湾地方史》一书中曾愤怒地指出：“殖民侵略不限于台湾，但侵略程度却没有像台湾这样的系统而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