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冬日的傍晚，我突然想起了父亲。
    这时候阳光已收起最后的余辉，将冷冷的黄昏抛到我的窗台。我开着窗子，屋内的热流和外面的冷气激烈碰撞后在我身上打了一个旋，一股寒意立即穿过毛衣剌进我的皮肤，我禁不住哆嗦了一下。但我仍执意站在窗前，从楼群的缝隙里去看碧蓝的天空。我的目光捕捉到几只麻雀，它们在我来不及细看的瞬间就箭也似的射过。
    也许，它们也急迫于回到自己的窝了。
    父亲去了的时候，天气没有这么冷，而是很暖和甚至是很热的天气。那时，我倒没有仔细回忆过父亲，不是不想，而是没有时间想。然而父亲走了几年后的今天，有关他生前的片片断断却清晰地拼接起来，让远离家乡的我，凭添了几分酸楚。
    父亲在我脑子里面的形象一直是断续的，这是因为父亲曾经是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在我小的时候他只是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后来我当兵走了，一去就是十多年，即便探亲也是来去匆匆，见面说不上几句话。转业后我又到外地工作，离家近了些却仍很少见面。况且父亲又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即便见面也难得说多少话，所以和父亲的交流几乎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这断片便象跳跃式无声电影了。
    最清晰的断片发生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本来应该我回家看望父母，然而总是忙些身不由已的事情，“应该”便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洞的说辞。
    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忘了激动，鼻子只是一酸，恍悟应该和不应该在生活中原来往往错位。
    父亲那时已显苍老，旅途的劳顿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憔悴，不支的精力艰难地在眼里泛动，语言里却透出也淡也浓的喜悦：“车顺，到早了呢，还以为你得会儿下班哩。”
    父亲说着点上烟，用力地抽上几口，然后打量着我屋子里的变化，一幅满足的神情。父亲往往带来鼓鼓的袋子，不用打开我就知道里面是芝麻香油、芋头，或者是我最喜欢的做粉浆面条的扁豆面——比山还重的父爱母爱全装在里面了。
    这时我眼里往往有潮乎乎的东西滚出，滚出的还有遥远的记忆：
    也是一个阴冷的天气，风不大却大分锐利，将旷野中的树枝和电话线剌得不停尖利地啸叫。在一条铺着沙石和布满大坑小坑的公路上，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颤波着艰难地行进。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小男孩，双手抱着中年男子的腰。他们由南向北，漫长的坎坎坷坷的上坡路，正好迎风。中年人吃力地蹬着自行车，腰弯成了弓形，任冷风将汗水吹成白朦朦的热气。偶尔，中年男人停下来，并不下车，两腿支撑着地，先抹一把汗，再转身将小男孩脖子里的围脖围紧，又用力弓腰骑车。车子是除了铃不响全身都响的那种，早已不堪重负地嘎吱嘎吱地呻吟着，轮胎也声嘶力竭地用力将车子往后拉，使车座上的“弓”只能弯得更很从而更加费力地喘息。
    我至今后悔，我当时为什么不知道下车？我至今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让我下车？我分明地看到，他脖子里的汗水浸湿了衣领。那是近百里路啊。
    现在，我不知多少次驾车从这条路上走过，宽阔平坦的柏油路，轻轻一踩油门，只需30分钟就走完了这段路。然而，当时父亲和我，从早上走到了下午。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十分遥远神密的地方。后来我知道那里并不神密。在那里，我只生活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父亲却给了我很多——当然这很多是我现在才意识到的。
    记忆中有些事似乎是可笑的：一个很破旧的手电筒，是电影队放电影时遗忘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干完工作后不吃饭便拉着我，步行20多里把电灯送给了人家。
    为了节省，我去了后他在居住的小屋里垒一个锅台，干活的人用了公家几块砖，父亲知道后坚持要把砖拆下来还给人家，后来又执意折算成钱如数交给了会计。我现在明白，这决不是做秀，而是他的本质。他用他的一生印证了这种本质的顽固性。
    我还朦朦胧胧中记得他教我认字的情景，我把柬埔寨的“柬”字念成东，他拿出报纸，让我看报纸上的大标题，也就是从那时候，我知道柬埔寨发生过政变，我知道了西哈努克。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这血里是善良，诚实，勤恳，宽厚的分子结合体。然而我和我的哥哥弟弟们都曾反叛过，竭力想清除血液里的这种成分。是的，这种反叛在父亲在世时曾经那么强烈，甚至曾经剌伤过他，成为我怀念父亲时的永远的痛。
    一个并不遥远的阳光很明媚的下午，父亲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
    这时父亲已经快到退休的年令。他似乎明白他给家人带来的种种遗憾，因此主动和我们弟兄们攀谈。然而谈着谈着，大哥忽然指责父亲太老实，当了几十年的干部没有给儿女们弄个相样的窝，而且在事业上没有给子女们铺一个好路。说到激动处竟如吵架一般。我也自作聪明，帮大哥提供一个又一个佐证。这时我已有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工作岗位了，提供的佐证可谓既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又有实践上的可行性，让父亲无理可辩。
    大哥和我发泄完后，父亲嘴张了张，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眼光从我们身上移到了窗外。一瞬间我似乎读到了父亲眼里的迷惑和惊讶，心不由颤了一下。
    第二天父亲丢下一句：你们呀，真让人担心。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他的背影上洒满晨曦，晨曦在他的头发中跳荡出花白。他转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晨曦立即填满他脸上的苍桑。
    啊，父亲这些年苍老了，他的青春呢？这让我又想到了那个骑车的中年人。我猛然悟出，该受指责的，难道是父亲这样的人？
    父亲有一个小木箱，从来都是锁得紧紧的。他去世后，我们颤抖着手打开了箱子。说实话，我们开箱子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家人围着箱子，有种好奇，也有种希翼——父亲虽然官不大，但毕竟在外奔波了一辈子，说不定会给后人留下什么意外的惊喜。
    然而打开箱子，书，还是书，大多是线装的。突然看到一张请贴一样的东西，立即拉紧了神经，连母亲也兴奋起来。轻轻地翻开，原来是父亲上师范时和几个朋友的“义结金兰贴”。一共是九人，大哥念着名字，母亲一会儿点头说认识，一会儿点头说不太熟。当念到两个人名字时，我突然说，这两个人不曾经是省里的干部嘛！母亲说，是啊，很早以前你父亲说过这两个人。
    他们曾经和父亲义结金兰？为什么父亲对子女从不提起？父亲一直在基层默默工作，为什么不——
    又往箱子里翻，发现两捆信，打开，竟然一捆是这么多年来父亲写给我们的信的底稿，一捆是我们写给他的信。在他写的信的底稿上，有的还精心做了记号。我不仅想起，我刚转业时他给我写的信，最长的竟密密麻麻有五、六页。我看了后不以为然地把信扔到了一边，后来索性烧掉了。如今才明白，那是父亲教子的一片苦心呵。
    我又想起那次和父亲争论后不久，父亲又风尘仆仆地去看我，仍然是大包小包的。我让他多住几天，他不肯，说只要我陪着他去地区医院看一个人，于是我便去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却原来是一个断腿的残疾人。看到他们俩见面的亲热劲，才明白那个残疾人是个军人，曾经是父亲的老师，腿是打仗打断的。在铁路旁一间肮脏的小屋里，他们俩聊了整整一个晚上。离开小屋后，父亲有点沉默，叮嘱我有空一定去看看他的老师。
    “没想到他会这么苦，你一定要去看他。”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有点红。
    后来父亲住了两天就要回去，说家里也很忙，有不少事情要做。送他到车站，汽车开动了，父亲又把头探出车窗外，叮嘱我不要挂家，家里都好，要一门心思工作。
    “我没能给你们什么，但要靠自己，路要靠自己走。”
    我一时无语凝噎，只是呆呆地注视着父亲那慈祥的脸。
    是的，刻在父亲脸上的，是岁月；刻在父亲心上的，永远是儿女。语言无法诠释父子之间的情感，即便是误会，嚼出的也并不全是苦涩。
    父亲走了，走的很坦然，但也走的很牵挂。我忽然想起父亲在给我的信上曾说的话：“干什么都要记住，别贪。我们不富有，但我们活得很踏实。”
    父亲，我知道这是你给儿女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儿女们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