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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亮油画作品《花》系列2)
叮当在email里说,她是一个遇到感情麻烦的老女孩,是我那本书的读者,之所以给我写信是因为,书中所记述的我个人的一段情感经历令她颇多感慨,希望能与我在电话里聊聊。信的末尾是叮当的手机号。
我能解决她什么麻烦呢?不过,还是在回复中写下了手机号。
第二天采访。在一家娱乐公司等待一位过了约定时间半个小时仍迟迟不见影子的明星。这时,叮当打来电话,声音小心,柔软。想像电话那边自称老女孩的样子,留着清汤挂面的长发,看背影,像个孩子,却有一张风霜的脸?
采访结束后,有一个未接电话,是叮当打来的,说人在北京,想约见面。好吧,反正我是一闲人。
约在国贸边的肯德基。叮当在电话里说,她穿一身黑。
老女孩叮当看上去顶多二十初头,弱不禁风,穿镂空的不挡风不保暖的大毛衣,瘦瘦的尖尖的让人提着心的细高根皮靴。看不出脸色,打了粉底,扑了散粉。脂粉都无法掩盖的脸颊两旁的痘痘们,至少说明,她的身体不调。
眼睛很大,睫毛很长,食草动物的逆来顺受的眸子。嘴唇很固执。
叮当说,我28岁,都快三十了,还不老?!
也许,卡通年代的人都没有调谢的容颜,只有苍老的心。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几年前爱上公司的一位副总,后来,男人去外省自组公司,女孩背着父母,以身前往,再后来,男人来京,女孩随之。男人年长女孩十五岁,离过婚。每当女孩提出结婚,男人总说,自己有过失败的婚史。男人不计未来,女孩做不到,日子越久,越焦虑,可又不甘心放弃。中间,男人曾消失,再次出现时,两人又在一起。可当女孩问及时,男人也不避讳,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一个比女孩小好几岁的更年轻的女孩子。
我木木地听着。
“爱上浪子”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普天下多得是?!浪子花心,姑娘明知爱上这样的男人无异于舍命,也不是没有分手过,可反反复复,爱恨缠绕,仍是身陷虎口。
叮当从包里拿出从图书馆借的书,翻到《没有爱情》中的一页,说,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她想要说的——
……
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张洁的《无字》,才总算弄明白了所谓“当年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
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歌唱家的那种人,当作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作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来,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当年的爱情”拒绝了我,但我还是奉若神明般地将自己祭了。
实在不是善始善终的优良品质,只是一根筋的牛性的固执。
倒是让我看清了某一类男人的面孔,但凡有一些可以依仗得了的,比如才华,或者权位,便君临于女人之上,既使是在占便宜的时候也会板出一幅施舍者的面孔。
后来,我将“当年的爱情”写成了一篇小说。
“……离开李木的日子并没我预想的那么痛苦。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我离不开李木,是我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中间,我曾经给李木写过一封信。
李木,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你根本就是个浪子。这么多年来,你已习惯了不背负责任与道义的欢娱游戏,习惯了没有家只有居所的游荡。你的无情也许是因为你的心曾被伤害,于是,你把心藏了起来,藏到一个不会感动也不会受伤害的地方。也许,你的心早就丢了,没了心也就没了心痛。如果,至此一生,你都以游戏为乐,我想,你把真情真爱都给了你自己,你最爱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这便是你一生的幸与不幸吧。
信没有寄出。李木心里跟明镜似的,活得比谁都明白,他不需要被解析,你叫他浪子也好,骂他流氓也罢,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的。如果你的心是铜墙铁壁,可以刀枪不入,那你尽可以根李木这样的浪子周旋,自得其乐。男人永远只是你生活的一个点缀,怎么摆放,摆放在什么位置,要不要这个摆设,全凭你的喜好。如果,你还没有进退自如,悲喜无关得失的洒脱,那你根本玩不起这种游戏。虽然,比李木这样的男人还道高一筹的巾帼大有人在,但我清楚,我不是这样的巾帼。永远不是……”
小说换回1300元的稿费,为我和张东亮一起度过的贫穷的2001年实实在在做出了功劳。
为此,我非常感谢“当年的爱情”。
……
如果不是叮当提醒,我早忘了我也有过痴情误的过去。不是忘了,是根本想不起来。现在,我极少回忆。从上海打佛七回来后,一直在整理家务,精减衣物。看着过去的照片和笔迹,恍若隔世,那些日子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吗?除了有照片和笔迹为证,它跟一场大梦又有什么区别?
不知叮当是否觉得,我“快刀斩乱麻”的回应对她而言是否过于冷血?
在说到曾怀了这个男人的孩子,不得已而堕胎时,叮当大大的眼睛突然蓄满泪水。看着她委屈着没有让眼泪流下的样子,心猛地疼了一下。与我咫尺相隔的这张脸突然像面镜子一样,照见了七年前的我。
听过我过去经历的一个朋友说,你很勇敢。另一个朋友说,你这个人很直接,直奔内核,途中的枝叶跟本挡不住你。没错,七年前,如果对方是一堵墙,我会将脑袋撞破了,然后再回头。
可是,这样的勇敢难道不是一种弱智的情痴?
当你认为爱一个人,并且离不开他的时候,扪心自问,你是真得离不开他,真得痛不欲生?还是执着于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甚至因为这种“不公平”而由爱生恨?
叮当说,她和那个男人第一次分手后,一开始挺难受,过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好了。可是,当男人再来找叮当,并说了一些愧意的话,心软的叮当就原谅了他,并且,重新和他在一起。直到亲口听他说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叮当这才崩溃,开始心生嗔恨,恨他,恨自己。
叮当曾在老家一座寺庙的一次法事上为堕胎的婴儿祈福,祈求那个被她扼杀腹中的生灵原谅她的无知。叮当说,这段情事,至今仍埋着父母,也没有跟朋友说过其中细节。略知其二的人也只是羡慕她跟一个开公司的有钱男人在一起。其实,叮当说,只有她清楚,这个男人根本就没什么钱,有时,看他在办公室睡觉,觉得他很不容易,也挺可怜的。
叮当在说这话的时候,那种神情,好像年长他十五岁的花心男人只是一个管不住自己的调皮孩子。
女人身上这种母性的善良,有些时候是不是也是让自己陷入麻烦的祸首?
采访现代舞团的高艳津子时,她说过一段很智慧的话——
婚姻中两个人的结合是指,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空间削掉一半,来相容他那一半的生活空间,而不是用一个套儿来拴住彼此的心灵。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打开感观的机会,去欣赏一切太重要了,比如,你看见一个人,眼睛亮一下,心动一下;你看一本小说,特别喜欢那个作者;你看一部电影,觉得男演员很可爱——这种心动,这种欣赏,不是说,你要离婚,去嫁给他。女人有个最大的问题,她对自己的爱分辩不清,有的时候就是感动,有的时候就是激情,有的时候就是欣赏。但是,女人的善良特别容易把这些感觉归结为一种恋爱状态。婚姻中的女人,尤其有了孩子,千万不要鲁莽地去判断自己的感情,你可以花时间等,一个星期,一个月,再执着些,一年,肯定过去了。
至于爱情,除了两年前写在书里的那段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爱一个人很容易,不爱一个人也很容易。爱情与理性与惯性与责任都无关,与肾上腺分泌的激素有关。亲情不一样,亲人的爱是血液里带的,是骨头里长的。”
前段日子,整理书架,在一本2002年澳门艺术游观专辑的小册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是一位名叫朱焯信的艺术家的作品自述:
“……爱对我们都重要,原来恋爱只不过是进占我们脑海的一种可致命的情绪病毒。一旦染上了,初期会暂时性失明、失聪、失去判断能力…跟别的病毒不同的是,我们不能终生免疫。”
津子和叮当同岁,2006年岁末,很早就想成家却偏偏爱上一个浪子的叮当,正在艰难疗伤;津子已是6岁孩子的母亲,成熟得像一位睿智的老人;而我,也和一个男人一起度过了七年时光。
感谢叮当,她的出现像面镜子,将七年前的我照得清清楚楚。相较于那些自我折磨的不幸日子,我难道不应该为眼前平静安乐的幸福感谢生活?
是的,除了观照,除了感恩,我不应该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