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飞举着一串烤平鱼进了屋。

平鱼是特意给马丽买的。马丽不在，屋里只有我和东亮，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那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当时，他和二马已在通州滨河小区的一幢两室一厅的民宅里度过了九个月的合租时光。

烤平鱼的热气在马云飞走回家的路上消失殆尽。那是1999年的冬天，确切地说是 12月24日。那时候，滨河小区附近的马路上随处可见拷串的小摊儿，一年四季，空气里都弥漫着辣椒面孜然胡椒粉浓烟啤酒相混杂的刺鼻味道。也就是两三年的光景，临街的平房被开发商盖起了价格不菲的楼房，乌烟瘴气的烤串儿，包括沿街叫卖的水果摊儿在与工商捉迷藏般的几轮拉据战后，终还是抵不过通州政府旧貌换新颜的改革力度，像刚刚致富的体面人衣襟上的饭粑一样，被迅速清理了。

马丽还没有回来。三人晚餐的闲聊中，马云飞说起马丽，又一次提及许多年前的西藏那一幕——马丽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往前冲，迎面看到不远处的马云飞，大声喊到：马云飞～卖钱啦～声音未落，一个急刹车，整个人扑通倒地。

来北京的最初两年，也是在与马丽硝烟四起的争执吵闹中，马云飞不至一次地向东亮提及这个场景。他说，这个女人再无理取闹，一想到她爬在地上，皮肉破裂，渗出的血沾着地上的灰尘，顾不上喊疼，只一个劲儿兴奋地喃喃，马云飞～卖钱啦～他的心就软了。那是二马在西藏卖出的第一幅画，也是马云飞平生第一次用画换来钞票，还是当时颇为吃香的兑换券。

那个场景象刀子一样刻在了马云飞心里，却给了他棉花般的柔软记忆。

“马丽这个女人，是有一些神经质。”

马云飞嚼着他的招牌菜“醋溜土豆丝”，吐出的每一个字眼都干脆利落，像一个经验老道的医生在诊断书上挥笔草书一样自信而毫不迟疑。表情却是一贯的“温良恭俭让”，毫无攻击力的征询式的眼神，微微上扬而露出笑意的嘴角，就连鼻翼两侧因为笑容而荡漾开来的皱纹，在话语落净的沉默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包容和爱怜。

马丽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在她对母亲还没有留下什么记忆时，母亲就离世了。老年得女的父亲已没有多少精力来疼爱这个最小的孩子，那个年代，如何填饱肚子成了最大的问题。马丽在大人们的膝下寂寞地成长。

三哥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拨大学生，爱好文学，会拉小提琴，会弹扬琴，还会吹笛子。十二三岁时，马丽就以偷看三哥的藏书而获得了一种秘密的喜悦。尽管那些文学名著上的许多生字阻碍了她的理解，但是，三哥对它们的珍爱，将它们捧在手里，神情深陷的那种神圣的仪式感，还是让她在字里行间生出了向另一个世界遥望和探究的眼睛，并且牢牢记住了它们的笔划——《安娜·卡特琳娜》、《罗曼·罗兰》、《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酒足饭饱后的夜里，马丽回忆过去，这些名字从她嘴里抑扬顿挫地吐出，激扬中裹携着叹息，略显忧伤的大眼睛还是没能掩饰得了她的遗憾。那一刻，马丽比任何旁人都清楚不过，她几乎半辈子的时间都在试图走进这些名字的世界，但怎么终其结果，她都只在它们的四周转圈。

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三哥，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工厂，因为不懂技术，又不擅人际，成为工厂里拾遗被缺的替补分子，后辗转多家单位仍无所事事，郁郁不得志的三哥越来越孤僻，不到四十岁，就退休在家，每日借酒浇愁。用马丽的话说，三哥已成了废人。让马丽聊以自慰的是，哪怕一千个单位与她马丽互不相容，无事无业的她也还有马云飞为她撑起的安全伞下的一方天空，她还能爱着马云飞的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