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樊樊：你相信轮回这个词吗？在“诗人”的形体中轮回的是什么，在诗歌的文本形式中轮回的是什么？

@洪烛:在“诗人”的形体中轮回的是伟大与渺小，或者说强大与弱小。不同的时代，“诗人”的力量此消彼涨，正如“诗人”的影响以及社会地位忽高忽低。在诗歌的文本形式中轮回的是繁与简，破与立，结构与解构，乃至重构。诗歌的风格演变，在螺旋中上升，有时你以为它退步了，其实仍然是前进。就像是一座重复建设又不断崩溃的巴别塔，通天至今仍是它未竟的事业、不舍的理想。每一次打破，都是为了刷新。每一次重建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５．樊樊：读你的诗文，感觉你对历史很熟捻。在诗写中，你的诗人身份和历史是怎样的关系？你的诗歌文本呢？

@洪烛: 对于我而言，诗歌是最具穿越性的文学，穿越时空是为了穿越自我。对于诗人而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生活着无数个古人。我写历史，没觉得那是历史，而以为那是另一种生活。我写历史，没觉得自己是古人的替身，而以为那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我。我的8000行长诗《西域》，2800行长诗《屈原》，2500行长诗《李白》，1000行长诗《黛玉葬花》，1000行长诗《黄河》，都是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燃烧状态中一气呵成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对人类的热爱，就没有对历史的想像力。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想像力，就不可能有超越时空的激情。如果没有超越时空的激情，光靠体力去写历史，还不累死了？只要诗人是活的，历史就是活的。只要诗人是活的，诗歌史就是活的。没有哪个优秀诗人不是在某种时代背景下写作的。同样，没有哪首好诗不是在某种历史背景或文化背景中诞生的。

6，怎么看待诗歌的艺术性和工具性？以1949为界，你觉得此前的“枪支弹药体＂和此后的＂颂歌体＂或＂政治口号体＂。在文本的精神指向上有何不同？你若处在这两个特定时代，会做何选择？

@洪烛:抗战时期的许多诗传单和歌曲，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永远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今天的国歌，就是昨天的《义勇军进行曲》。每当听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我还是会感到自己的血是热的。抗战的“枪支弹药体＂不仅对国家命运起到积极作用，也因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映照而具备文学史价值。血水写的诗，泪水写的诗，再粗糙，也比墨水写的诗有营养。战争自古即是文学的一大主题，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是在战争的基座上造型的半神像。如果他不是诞生在乱世，不见得能有如此曲折的心路历程，其诗歌感染力以及人格魅力都可能大打折扣。我要是生活在外敌入侵的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诗人，会希望自己无愧于屈原这位诗祖的。我不会反感诗歌的工具性，甚至更希望诗歌能成为武器。免得恨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至于1949以后的＂颂歌体＂或＂政治口号体＂，失败的原因在于诗人失去了深刻的思考，独立的判断，个性的声音。宏大叙事本身是无辜的。只有没写好的题材，没有不能写的题材。我若处于那众口一辞的时代，不会回避祖国、人民之类大主题，也不会反感诗歌的工具性，只不过希望诗歌成为帮助一个诗人坚持真理、表达复杂思想的工具。在不背叛艺术性的前题下，诗歌的工具性本身没错，关键看它由谁使用，怎样使用，是作为揭示真理的工具，还是传播谬误的工具。如果诗歌能提醒社会，那么它作为警钟有什么不好的？如果诗歌能呼唤良知，那么它作为喇叭有什么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