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续15]■ 洪烛

在写作中，应该忘掉自己是人，应该做一回鬼。做一回没有名字、没有社会身分的鬼。少一些外在的或自我的束缚，胆子慢慢大起来。说出鬼才能想起来的话。哪怕仅仅为了吓你们一跳。你们不是这么想的，你们不敢这么想，我却敢!因为我离鬼近一些。

做一个当代的诗人。没有桂冠?没关系。没有朋友，没有读者?没关系。没有一张纸，没有一杆笔?没关系。诗不见得非要写在纸上。不见得是写给别人看的。我之所以写它，仅仅在于：我自己想读到它。自己的期待，只能由自己来满足。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像诗人一样活着，就足够了。诗，说到底是我所选择的活法。为了不使这辈子与大多数人雷同。

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我在想，这是怎样一个女人?文字几乎保存了她的全部心灵。这究竟是她心灵具备的魔力，还是文字本身的奥秘?她已经死了，可她的语气，还是那么亲切——面对我就像面对一个跟她同时代的人。一切坦露无遗。“我们是那么背信弃义，却意味着我们又是那么忠实于自己。”她在作品中是无保留的。我怎么可能觉得她陌生呢?诗歌确实伟大，能够为活着或死去的心灵保鲜。

参加一次中国作家的聚会，大伙儿正热烈地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就像谈论今年的彩票)，惟独我一言未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我在想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啊，离我们太远，比太阳还远。它甚至不如太阳公平。太阳会均匀地把光线洒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借助于太阳的热量，我们至少还可以晒晒衣服呀什么的。而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却是一次几乎与我们无关的日出。

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是由历史造成的(或者说受到历史的影响)。历史，则是无数抽象的人的共同命运。说到历史这个概念，似乎有一股“宏大叙事”的味道。其实它完全可以缩小，缩小到你或我的身上。不管怎么讲，只要我们活着，就在身不由己地参予未来的历史，即所谓的现实。

越是不当一回事写的东西，越是像那么一回事。不管做人还是作文，千万不要端着。越是端着，越容易砸了。

一首诗读了若干遍，逐渐变成一篇散文。如同泡久了的茶叶。莫非我的心情也变了?然后是搁置。然后是忘却。很长时间之后，翻捡出来，我又像在读一首新生的诗。它在孤独中生根、发芽，积蓄着新的力量。准备再次感动它所感动过的人。阅读，帮助我们介入一首诗的宿命。

不管你怎么擅长逃亡，终究会成为世俗生活的俘虏。所有的自由都是假定的，抑或有限的。抗争的惟一武器就是手中的笔。可这支笔已逐渐感到无力。

我写诗，为了给上帝交作业。我们不约而同地写诗，为了给上帝交集体作业。诗人即使再寂寞，也不用担心失去这最后的读者。跟别人的认识不一样：我的诗篇，绝不仅仅是写给自己的。

生活就是在叙事中抒情。而回忆则是在抒情中叙事。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位双重的诗人。

从羽毛那儿感受到的不是重，而是轻。只有一种情况例外：你握住的不是羽毛，而是一杆羽毛削制成的蘸水笔。

不能再这么写下去了。你的诗歌，只是被肢解了的散文。分行，不仅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反而打破了原先的完整。

艺术品是艺术家自掘的坟墓。只不过他想埋葬的是自己的精神而非肉体。为了装修得华丽一些(纯粹供自身享用而非供他人参观)，他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从创作的那一瞬间开始，这就是一项属于未来的事业。或者说，这是一场漫长得可以持续一生的葬礼。

狄金森的诗：“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蜜蜂，/再加一个梦。/要是蜜蜂少，光靠梦也成。”草原是可以造出来的，如果你用梦作为建筑材料。用有限的梦，造出无限的草原——你比任何一位蛋糕师傅都要高明。但这有个前提：你必须是有梦的人。因为梦，在建材市场是买不到的。

方言是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它不仅有色彩，还有气味、有温度。讲述者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其中了，因而它是活的——藏匿在字典里的仅仅是它的影子。经历的讲述者越多，它就有着更为深邃的背景。正如夜幕的衬托，使星辰的闪烁带有传奇般的韵味。

当我用理智来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却期待着一次无法自控的脱轨。写着写着，逐渐变得放肆，或疯狂。突如其来的力量，改变了我事先设计好的路线与方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冲出去吧。厌倦了秩序之后，才能更有效地制造混乱。我逼迫自己造反。一篇文章，只有这样才会出乎读者的意料，体现非人工的美感。“废墟，其实比纪念碑更具震撼力。”也更有纪念意义。

他的每一幅画都像在修改前一幅画。自从第一幅画完成之后，他就成为人质，无法摆脱对自身所施加的影响。他还在继续创作，但更像是沦陷在无限的修改过程中。谁能够解救这位可怜的画家?别看他那么勤奋，却是不自由的。与其说他在创造，莫如说在徒劳地抗拒、无奈地挣扎……天才永远是一次性的。剩下的时光，只能延续匠人的命运。

诗歌有两类：激动的，或宁静的。激动永远是单一的，宁静却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的宁静，另一种，则是台风过后的宁静。这后一种宁静，甚至比激动还要具有震撼力。一位隐忍住疼痛，尽可能用克制的语气述说往事的诗人，注定比一位激动得语无伦次的诗人更能唤起读者的同情或共鸣。而这种返璞归真之后的宁静，又比原始的宁静丰富得多，厚重得多。我觉得这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所以，诗人还是要经历风暴，但要学会在死亡般的风暴之后复活，或者说获得新生。

罗丹的思想者，不是坐在石块上，而是坐在马桶上。他哪是在托腮沉思呀，他只不过是一个“便秘”的男人。他的思想“便秘”了。

我是一个敏感到极点的人。许多事情，对于你是一种痒，对于我却是一种疼。

诗人永远站在匠人的对立面。艺术与技术，是有区别的。笔尖，也许不如斧头有力，但它就像蜜蜂的那根刺，会使你的身体，出现哪怕最小面积的“化学反应”。而匠人，只能从物理学的角度改变世界。诗人都是蜜蜂。我敬畏蜜蜂随身携带的那种微型的“生化武器”。它会使我痒，使我痛，使我从麻木中惊醒……

一支歌曲唱道：“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诗人，该算作第五十七个民族。当然，诗人无疑属于少数民族，但他们有着祖传的血统，和独特的性格。甚至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都被称作诗的语言。他们说话，既好懂又难懂。他们坚强地活着，并且相互友爱，为了避免这种秘密的语言的失传。

他就像士兵怕上战场一样，怕在那张书桌前坐下来。坐下来，就必须进入角色，拿起上帝交付的武器，迎接一次看不见敌人、却异常惨烈的斗争。从烟灰缸里，升起了今天的第一缕硝烟。每完成一篇作品，都觉得是在死里逃生。“生活原本就不轻松，为什么还要让自己更累呢?”只能以无法推卸的使命来解释。大千世界，唯有那张磨掉了漆面的书桌是属于他的故乡。他要么成为故乡的哨兵，要么承担逃兵的耻辱。后者简直比失败还要折磨人。所以，与其说他在日复一日地守卫故乡，莫如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

每个诗人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吐丝，为了织一副茧。当自己的风格形成之后，有的人将其视为蚊帐，在里面安然酣睡；有的人，则努力咬破它，宁愿变成一只健忘的蛾子。他把苦心经营的秩序一举推翻、并且产生恍若隔世之感，就提前迎接到自己的来生。写作开始变得真正有意义了。而在此之前，他打造的不过是注定将成为废墟的建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哲学家类似于天文学家，总在为自己并未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喜悦或担忧。他熟悉星空胜于熟悉自己的城市，从建筑规划到交通状况。仿佛那才是他的祖国。可惜，他一出生，就是流亡在外的国王。对于现实是多余的，对于所谓的理想，也并非不可或缺。

我并不是想坚持写诗，而是不舍得放弃一种快乐。

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李白，只不过生于唐朝的那一个，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时代。所以他活了下来!其余的时代没准也有类似的人物，因为身不逢时，而夭折了，或被埋没了。说到底，中国诗歌，有一个李白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更多的替身。即使你可以模仿他，你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却无法模仿唐朝。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超越了万有引力。杜甫的伟大在于他体现了万有引力。前者的飘逸，后者的稳重，盖源于此。我所谓的万有引力并非仅指地心引力，还包括道德、传统、体制等社会性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