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内心如同一座焊花飞溅的造船厂■ 洪烛

纵观既往的文学，能够像鲁迅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寥寥无几。其实，比“直面惨淡的人生”更难得的，是“直面惨淡的自己”。批判社会还是比较容易的，更难做到的是剖析自己，剖析自己骨子里的病与弱。即使你手中确实有一把手术刀，也不见得有这样的勇气。作家们总喜欢以强者自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假、大、空”。每个人从根本上都是弱者，文学注定是弱者的事业，并以感染弱者为目的。这才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以弱为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炼狱。文学属于那些饱受煎熬、苦难深重的人们。虽然许多人已把炼狱装修得像豪华别墅一样舒适，但你仍被看不见的火焰灸烤着，热血沸腾、大汗淋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你同时又是自己的狱卒。你理解并无条件服从的所谓人生，其实是一部个人的受难史。

自从你选择做一个诗人，就可能成为不死的人。你的诗篇将代替你的肺叶继续呼吸，制造着最微弱的风。话又说回来，做一个诗人是你所能选择的吗?是一种更为博大的命运选择了你。你只能服从。逐渐跟别人活得不一样。甚至对所谓的死亡都要做好多种准备。

我是一条内陆河，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入海口。就像心中的那些诗，浪花般自生自灭，却不可能流淌在纸上——它逃避着纸如同逃避坟墓。恐怕只有那些对大海抱有幻想的河流才愿意殉情。而我只相信自己。

诗人不是手艺人。诗也不是一门技术。恰恰相反，它是靠技术无法达到的地方。是非理性的。是人与世界相遇后产生的某种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因此，它笼罩着一份神秘主义色彩。正如我们日常所说的神来之笔、下笔如有神呀什么的。灵感，即是诗人头脑中分泌的古老的兴奋剂。在诸多文学样式中，诗从来就不是常规武器，而是化学武器——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它都会产生难以言传的感染力。

我反对凌空蹈虚、云里雾里的诗篇。即使诗确实是一架飞机，它也需要一小片飞机场。许多诗人力图从虚无中寻找存在的意义，注定是徒劳的。诗应该从存在中发现虚无，正如通过身体感知灵魂——存在是绵延的群山，而虚无是山顶积雪的反光，或白云的花边。

曾经以为用“啊!”的句子就是诗，曾经以为喜欢用“啊!”说话的人就是诗人——那天我又遇见了一位，只不过他是疯子。但我知道，把“啊!”写在心里、不发出声来的诗人，其实更为疯狂。当“啊!”在生活中显得夸张、显得戏剧化，抒情的时代就结束了。可抒情诗人并未死光，他们很策略地代之以沉默——就像有人用“啊!”来表演疯狂，他们用沉默来伪装冷静……

不喜欢宏大叙事，也不欣赏高深莫测。我理解的所谓诗，就是那么一点小意思。虽然小，但确实有意思。小意思比大道理要管用。只要有一点点，就够了——如同味精。诗能有多大意义呢?有点意思就可以。诗意说到底不过是洒在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加了点味精，一道家常菜在性质上就变成了“核武器”。

“你把诗看得那么重要。可诗真有那么重要吗?”一个人翻来复去问着自己，“它可以替代粮食、房屋、爱情?或者，它可以给你带来别的什么?”这么看来他是一位诗人，正在对自己倾诉着无法对别人表达的苦恼。思考诗的意义，常常比写诗更伤脑筋。

活着而进入文学史，是他最大的梦想。自从他在文学史里留下一笔之后，再也写不出诗来。仿佛已提前进入死者的行列。“唉，干嘛那么着急呢?你难道不知道，所谓文学史，不过是一座公墓?做一个瞻仰者，比做一个被瞻仰者要幸福得多。”

不要在书桌前正襟危坐，或托腮遐想，不要把写诗当成稳定的约会——它没有任何规律。诗是等不来的，除非，它也在等你。可它等的人实在太多了，你算老几?

一个诗人，要么选择长江，要么选择黄河，他需要精神上的继母。一个诗人，如果一生中既不曾歌颂长江，又不曾赞美黄河，他就不算是这块土地孕育的诗人。他就是私生子。一个诗人，不管喝长江水长大的，还是喝黄河水长大的，他永远留恋乳汁的滋味，他等不到情感上的断奶期。诗歌是最好的童话。一个以婴儿的眼睛打量世界的诗人，终生都是敏感而纯洁的。而我则更为奢侈：前半生选择了长江，后半生又选择了黄河。我是一个儿子，却同时拥有两个母亲。

马雅可夫斯基为诗歌建筑了向天堂攀登的阶梯，我尾随着他巨人般的脚步，体会着某种没有止境的过程——哦，悬空的诗神！

冬日的阳光穿透玻璃照耀在室内写诗的我，它同样也将穿透我的肉体而直到晦暗的灵魂。我就如此祭典生命中的白昼。

从我荣幸地被称为诗人的那一天起，诗就离我远去——我因为疏忽了开车的铃声被甩在中途的站台上。这是应该避免的失误，还是必将到来的不幸？从此只有一堆逐渐冷却的铁轨、枕木陪伴我——那是昨日的诗篇。

一位诗人的内心如同一座焊花飞溅的造船厂，新船下水的时刻构成其真正的节日。我重复地体验着那张灯结彩的狂欢——如同某女诗人所言：“每次恋爱都像初恋一样。”

一次雪崩，可能比一次造山运动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震动。偶像倒塌了，那绵延了一个时代的崇拜也就在瞬间瓦解。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乏赞美者。因为赞美本身，也是使自身获得安慰的一种方式。至于我们所热情赞美的事物，某些时候反倒作为道具而存在——烘托人类所苦苦追求的戏剧性……

裴多菲说：“诗人都是夜莺，苦恼的夜莺，折磨它吧，这样它就能唱出美妙而苦恼的歌声。”人类中唯有这一群体，会将命运安排的磨难视为珍贵的赐予，在刀刃上跳舞——使痛苦演化为一种美。

一次失败的写作，就像农夫本指望在田地里挖掘祖辈藏匿的金块，结果挖出的却是一只普通的土豆——他被自己的愿望所欺骗了。

在一个物质文明首先得到提倡与发扬的时代，文人的力量会呈现弱势——准确地说这应该属于精神的败化。因为只有他们，是纯粹为精神而活着的。跻身于拥挤而喧嚣的世俗宴席上，文人的内心比任何时候更冷清，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甚至还不算一个排队等座位的顾客，而彻底是局外人。

幽灵从来不会大声说笑。更多的时候他们宁愿选择倾听，而且倾听的是你内心的声音。因此他们即使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也不急于显形——每位写作者都拥有一个从属于自己的幽灵，一个心灵的隐形伴侣。

历史在造就一个李白的同时，也会造就一个杜甫。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人数是相等的。没有多余的人。

如果一位游吟诗人激动地把眼前的事物命名为风景，那么同时他也下意识的为其安装了一副无形的镜框——悬挂在记忆的墙壁上。

写作对于我，意味着一个尝试着说服自己的过程。这甚至并不是真的为了改变自己，而仅仅在考验自己所具备的说服力。我首先是第一个被打动的人——不管是因为说服的技巧还是说服的理由。

“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部书”——马拉美如是说。而这部书的作者注定是匿名的，他甚至比这部书本身更为神秘。围绕这部书及其作者的关系，人类争论不休，产生了最初的神学。

斯威夫特如此概括自己的创作：“我的头脑就像施了魔法的精灵，假如我不给精灵工作，它就会捣乱。”是我们纵容了这种精灵的游戏，并心甘情愿地成为精灵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重新铺开稿纸——并不在意会写什么；就像一只心痒难耐的老鼠，啃着木器或者纸张，并不是出于饥饿，而仅仅为了磨磨自己的牙齿。这就是我卑微的写作：文字，是最经得起咀嚼的东西了。

推销员的微笑跟他所推销的产品一样是可疑的。因此，在写作的时候，我努力忘掉读者的存在。这能帮助我恢复那一度迷失的真实性。

思想的洁癖比生理的洁癖要可怕得多。你把自己作为真理的标准，而将其余的一切视若谬误或者异端。看来你只适合生活在理论的真空里——如果存在的话。但理论的真空要么能成为天堂，要么则是地狱的象征。一个清洁的世界——永远只是你孤独的空想。你不是一位思想家，而是一位清洁工。

我少年时代的诗歌偶象是闻一多。闻一多叼着那枝著名的烟斗，成为我心目中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火车头。他走了，只留下逐渐冷却的铁轨和随时能把我绊倒的枕木。

在迷路的那一瞬间，我丧失了自己。我的灵魂失去了对世界的判断能力。写作对于我也意味着一个迷路的经历——一个匿名者的留言，必然有着更多的神秘色彩。我只是自己的替身：一个失败的向导。

马尔科姆·考利如此总结二十年代美国的文学流浪生涯：流放者的归来。归来意味着流放的结束呢，还是新的流放的开始？在过去的记忆中重新流放，或许比把你发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更为沉痛。在你体会着现实的折磨之时，记忆还以加倍的力量折磨着你——折磨着一个无法学会遗忘的人。

词语能够制造某种幻觉。或者说，富于幻想的人才能真正读懂词语的原始意义，并从中发现世界的本质。与其说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莫如说是由形形色色的词语构成的。词已成为物的替身。

凡是理论强盛的年代，常常也是创造虚弱的年代。创作的侏儒，只能投靠理论的巨人的怀抱，而获得不无耻辱意味的保护。这是一种虚伪的繁荣。

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是需要马雅可夫斯基的，需要广场上的演说家——他大刀阔斧的手势和铿锵有力的韵脚，他传道士般神圣的朗诵及其煽动性……与其说是他影响了一个时代，莫如说是时代影响了他——影响了一个诗人的道路。而一旦进入和平的日子，眉飞色舞的诗人便赋闲了，他曾经在广场上占据的位置，已由卖唱的乞丐、牵狗的贵妇人甚至一位疲惫的交警所代替。

诗人的灵感全部灌注在他的墨水瓶里，而且通过一杆古典的羽毛笔去吮吸。我们所阅读到的深浅不一的墨迹仅仅是其无意中流露的部分。

这是一位大师使用过的裁纸刀。它的锋芒沾满看不见的血迹——他曾经借助它在蒙昧的地域披荆斩棘。今夜，我正行走在他所开劈的道路上，终于发现：他作为先知裁开了一个沉睡且封闭的世纪……

巴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自己读到优美的诗篇，总恨不得将书页对着阳光照一照，想察觉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种虔诚的姿式同样保留在现代人身上，只不过用来观察钞票里的水印。跟艺术相比，金钱具备着另一种神秘的力量。

我努力像盲人那样贪婪地触摸文字——那里面隐蔽着世界的化身。这也是我热爱世界的方式。痴迷到只相信自己的触觉。

波德莱尔在旧时代街边咖啡馆的橱窗里呢喃着：巴黎的忧郁。于是一座城市的性格因为一位诗人的怀疑而产生了演变。

琥珀是世界的一滴眼泪。只是那里面记录着不为人知的忧伤，以及过期的故事。世界的喜怒哀乐只会流露给千年后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老的艺术品都拥有类似于琥珀的秘密。

写作带给我的感觉类似于公路上的行走，我时常猝不及防地被一阵尾随而来的风追上了——那是一个通体透明的瞬间，灵感把一位世俗生活的漏网者捕捉住了。当然，这正是我长久期待的洗礼。

 [洪烛谈艺录：我的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