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大舅就是我的舅爷，十几岁上就跟同乡去闯关东，至今还留在那片土地上。不过幼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关于大舅爷的事情，只知道奶奶家的亲戚每年都有来走动的，妈妈要准备些礼物给他们，他们来了也主要看当长孙的弟弟，对我们这些女娃子看顾得很少。

92年初夏，我清楚地记的我刚出办公楼，看到停车场有一些人提着大包小包向我走来，走在前面的两个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很激动地向我奔过来，边说我长得太像二哥了边落下泪来，我猜出她们是我奶奶家的亲戚，尽管陌生却很亲切。那是我第一回见到大舅爷家的三姑姑。

93年秋，三舅爷来我家说要和他女儿我的三姑一起到东北去看他大哥就是我的大舅爷，想让我们一起去，因为弟弟没有时间，妈很痛快地让我跟着去，我当时很奇怪妈为什么会让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见一些陌生的人，到了大舅爷家之后我才知道了很多事。

大舅爷家在大连金州，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领路的三舅爷迷了方向，好不容易打听着大舅爷退休后打过工的百货大楼，看门的大爷很认真地打着手电，一路打听着帮我们找到大舅爷的家。

进了门，六十多岁的老弟兄俩还未说话就老泪横流，待抹了泪看到我问清是谁，全家人更是泪流满面。那天我认识了大舅爷家的老闺女萍姑姑，萍姑姑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家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看到我诧异的目光，萍姑姑详细诉说了以前的故事，我这才知道他们见了我为什么那么激动。

大舅奶奶是位正八旗镶黄旗的格格，他们当年的结婚照比现在年轻人拍的也不逊色，大舅奶奶身着白色的婚纱，秀美的脸上是幸福的笑容，大舅爷穿的是深色的雁尾服，白衬衣黑领结，风度翩翩。我见他们时虽然已年迈却足可以看出当年的风采，家里的姑姑和叔叔们身才高挑，细眉凤眼，和我们山东的浓眉大眼身强体壮一点都不一样，但不妨碍我们一见如故。

说到恩人一词大约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我并不知晓，父母也没有提过，那时大家的日子都很艰难，粮食和布是凭票供应排着队还常买不到，家里的很快就揭不开锅，无奈之下，大舅爷想到了老家的亲戚，先给自己的弟兄们去信，想买些粮票换粮食吃，不料从老家捎回来的粮票还没到手就过了期，钱都浪费了家里还没得吃。只好又捎信给我奶奶，那时奶奶家人口多粮食少，大舅爷也没抱多少希望，可是老家又指望不上，也只能告诉自己的妹子了。

当时父亲在龙口港工作，听到消息后当即从食堂里打了50斤玉米面托当船长的朋友找了顺路的船将粮食捎到大连，打电话让大舅爷找人去取，当时三姑姑只有十四五岁，独自转了两趟车走了很多路才打听到港口，取了粮回家已是深夜，家里已经断了顿就盼着这点救命的粮食，边吃边掉泪。

后来母亲在老家平价买了两麻袋小麦托运到龙口，父亲再找船给捎到大连，那边大舅爷寄来了买粮的钱，这边母亲就想办法再多给他点别的粮食，那边年青的三姑姑再想法运回家。就这样过了很多年，尽管那时交通不便，联系很困难，两家人，几乎没有见过面，但这份亲情一直用汇款单和粮食传递着，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粮价开放了才结束。

在大连玩了几天，姑姑们和叔叔一家轮番陪着，叔叔家可爱的小表弟伟伟只有三岁，开始还怕见陌生人，后来整天粘在我身边，每天睁开眼就找大姐姐玩。而我与喜欢《红楼梦》的比我大几岁的萍姑姑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听萍姑姑说大舅爷退休后人很闭塞，不与人言语，没事还到街上去拾破烂，看到包装用的捆扎绳就捡回家，回家也懒得与人搭话，整天在小棚里待着，不知道在忙活什么。那几年东北正遇到失业大潮，四个姑姑三个失业在家，萍姑姑单位也不好，一年能上半年班，工资还拖欠着，叔叔单位也不好过，我回烟台不久听说叔叔单位也倒闭了。

我回家之后母亲问起没见过面的大舅奶奶，我说人很豁达，年轻时长得极美，母亲就笑，说大舅爷有一年回来一次，说大舅奶奶不可理喻，不喜和人说笑，整天板着脸不出门不下楼。我说正好相反，大舅奶奶爱说爱笑，家里家外整天忙个不停，我们出去玩只要路近的她都背着小孙子全程陪着，每天晚上一回家她就给我们烧洗脚水烫脚，说烫烫舒服。倒是大舅爷不爱说话很少有笑容。

我想大约是孩子们的事让老人闷闷不乐，加上年迈的他特别想家，可是家里的境况又让他不能常回家看看，这就雪上加霜地让老人愈不能言语，而整天在小棚里用捆扎绳编买菜的小篮子，那小篮子正是家乡的特产，我们临走之时大舅爷送我们每人一个，舅奶奶说老家就产这东西，没人稀罕，老人却执意要送，也许正是以此来解思乡之苦。

八十多岁高龄的大舅爷在山东老家总共待了十几年，十五六岁入关，不知道他当年是怎么过来的，就如《闯关东》里演的一般，做过学徒打、过短工，后来识得几个字，参加革命工作，不知道怎么认识了大舅奶奶这位深居闺中的格格，也许写出来就是一部书。大舅爷越来越沉默，就算是老家打过电话去，他只竖起耳朵听着，顶多嗯两句，却很少说话。不知道他儿时对老家有多少记忆，为什么每每隔着星空隔着大海向家乡的方向眺望，却什么也不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