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永远在天堂

   ——怀念郑超然老师

算计了半天时间，今天下午我终于狠狠心，放下手头的工作出门坐公交车到颐和园走路，并到那里会会郑超然老师。忽然手机连续响了三遍，院办公室接连三个短信，告知：郑超然老师于8月11日不幸逝世！我呆立了半天才缓过神来，怎么可能呢，他每天都到颐和园西湖（治镜阁为湖心岛）游泳，身体好着呢。我最近两次到颐和园分别是8月2日和6日，2日那天他游完泳正在湖边休息，我与他打个招呼，聊了几句。6日去得很晚，天快黑了，我贴着西湖边一路找郑老师，没有找到，心想，可能今天太晚了吧，下次早些来，准能看见他。没想到，今天我提早出门接到的第一个信息竟是他的逝世！

往常我进西门沿着颐和园西湖东边走，在那里能会到郑老师，然后到西堤向南，走到南如意门，然后折回西门。今天我沿着西湖东岸，习惯性地朝湖边张望，我几乎每次都能在东岸见到郑老师，然而现在我永远见不到郑老师了！我改变了行走路线，沿着西湖边走了一圈，作为对郑老师的缅怀吧。

1973年我入学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时候，郑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郑老师的好出身本可以给他带来权力，但他对其他老师没有一点高傲感，朴实无华，极为憨厚。听说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是他是民兵连长，因为待人诚恳，大大咧咧，因而有“马连长”之称。

时光过去很多年，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偶然见面，联系不多，但彼此都很了解。1997年成舍我的女儿成露茜作为台湾社会科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作为院方接待团成员与成露茜对口会谈，她提出希望社科院新闻所第二年承办纪念他父亲100周年的学术会议。我向当时的所长喻权域汇报后，他认为成舍我是反动派，不同意办会。我觉得很对不住成露茜。第二年我得知会议开了，是郑超然老师以人民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名义开的，会后他托人转给我两本会议论文集。对郑老师的解围，我十分感激。

1999－2000年间，郑老师负责组织外国新闻传播史教材的编写，他几次电话找我，希望我对书稿提出建议，并要求我写个序言。然后便派他的学生祁景滢与我联系具体事项，他称好学的祁景滢为“小陈力丹”，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对书稿的指导思想和结构提了一些建议，后来都被尽量落实了。郑老师写的《苏联新闻史》对我后来研究俄国新闻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调到人大后，校园里与郑老师见面的机会多了，他仍然是一派大大咧咧的样子，听说他住院动了大手术，但即使生病也永远是乐观的。

由于我工作太劳累，病了几次后不得不抽出时间到颐和园走路，没想到在那里总能见到病后坚持每天游泳的郑老师，于是我们成了忘年交的朋友。我每次到颐和园，都要找一找郑老师，与他说上几句话。他的游泳同伴对他的称呼是“教授”，确实，他是锻炼人群中职称最高的，年龄恐怕也是最大的。8月2日那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冲我喊了一句：“以后每星期来三次啊！”因为我只来一次，还不能保证。他对我身体的关心，意在言表。

郑老师的忽然离去，让我怅然，人生苦短。他的一生光明磊落，精神不朽，好人啊。老年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当你到底已处处显得苍老时，还没有忘记怎样开怀大笑，确实是应当感到高兴的。”郑老师不就是这样吗？他那永远乐观、超然的心态，给我力量。我相信好人郑老师永远在天堂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