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老眼光谈“礼崩乐坏”

                             ——让制度保障文化的多元和维持当下的道德水准

                                            陈力丹

文化是什么？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文化具有传承性，但不是生理的遗传，而是后天的习得。人拥有何种文化取决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基辛（Roger Keesing）就此写道：“通过文化学习，一个婴儿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 既定的文化犹如空气弥漫、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衣食住行、如何处理生老病死，无不由文化来界定和指引。但是，从这次讨论的话题看，这里所说的“文化”似乎只是文艺的另一种说法，“娱乐至死”这个波兹曼（Neil Postman）对电视的批判，所说的文化即是由大众传媒的普及带来的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传媒文化或文艺）。

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比起电视时期来，网络表现的文化或文艺可能更得遭到批判。这些批判并非没有道理，但有一种明显的通病，即批判者高高在上，采用一种恒定的关于什么是文化或文艺的标准衡量一切，凡是在他的尺度以下的、看不顺眼的，均被戴上各种不同的帽子，怪诞、庸俗、下流，以及其他主要来自道德评价方面的批评。

大众文艺开始于19世纪中叶，那时还仅限于大众化的报刊。从那时起，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持续存在，尤其是电视时代，批判的锋芒更大。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到文艺的创作中，同时亦可以成为其中的制作者、表演者，几近到全民狂欢的地步。当然，这与原来意义的文艺，特别是精英的文艺，已经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或文艺。站在精英角度看，自然是离经叛道，天下大乱。

其实，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虽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在与外部交流过程中通常会缓慢地演变（特殊情况下急遽变化），在与异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吐故纳新。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传播科技使得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极为频繁，顽固地坚持原有传统而拒绝变化的文化，不是消亡，便是被其他文化所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文化或大众文艺的讨论应持一种开放的视角。

所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处于变动中。现在我们所说的欧洲19世纪的经典小说名著，当时就是在大众化报纸连载的东西；中国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是在上海、北京的报纸连载的，被当时的精英不屑一顾。现在，这些成了高雅文化的代表。很多为皇室创作的音乐，现在成为流行乐的旋律。我们推崇的不少古典文化作品、戏剧，当年的身份都很卑下。

文化的多元是好事，也应该是常态。只是由于历史上人类相互沟通的传媒质量和效率太低，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很少，战争和贸易成为两种主要的接触方式，因而不同文化之间产生过大的差异；过大的差异意味着对立程度增大，不利于世界的和谐。

现在传播科技发达了，文化交流呈现出“天下若比邻”的状态，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借鉴越来越多起来。站在比较原始意义的文化角度看目前的状态，自然实在可怕，例如我们以长袍马褂的标准看比基尼，那不是下流才怪呢！在这个意义上，首先要改变的尚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要检讨一下我们从什么角度认为文化“病”了？如果以一种恒定的认识标准来衡量现在的文化，遇到如此多的不符合心意的作品，当然会惊呼礼崩乐坏了。其实不然。

如果从文化多元的角度审视现在的文化，它比“舆论一律”条件下的文化存在状态要好的多。即使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多元是以最低的成本保障社会的稳定，不同的文化都有表现的适当空间，任何极端都因存在大量的中和因素而难以直接危害社会的总体和谐；而站在精英立场上，以一种标准化的（而且相当程度是主观的标准）来管理文化，成本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差的，以一种标准压制其他，人为造成一系列新的矛盾，反而很难收拾局面。

话说回来，网络时代的文化几乎是全民文化，因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其优点和缺陷也就能够清晰地暴露出来。各色人等，各种表现都有，特别是一些明显的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就传媒（包括网络媒体）而言，职业道德和规范的缺乏是造成一些人感觉文化有病的直接原因。当一切以利益作为标准的时候，文化和文艺就会变得没有文化了，因为任何文化存在的最好状态是无功利目的，一旦商业的或政治的功利目的侵蚀到文化或文艺之中，文化都会变得索然无味。若在这个意义上感觉文化有“病”，看得还是准的。

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制造大众文化的主要传媒是电视，我国的电视理论上国有，不该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然而我国的电视体制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国家所有，但经济上推给市场，于是各个电视台均以利益为圆点创制各类节目，收视率成为类似经济上的硬杠杠GDP。一旦电视文化的水准主要不是审美而是获利多少，这种文化多少会染病。这时的文化，病在体制上。我国的网络，特别是商业网络，以赢利为目的，于是点击率成为生存与否的前提，网上文化除了个性张扬外，自然以媚俗为特征。

市场经济给文化的多元带来的生存空间，但在我国，缺乏道德和法治理念的自我约束是社会和行业的普遍问题。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的行政管理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在于管理标准带有较强的人治色彩，以管理者的好恶和认识水平作为标准的行政禁令，常常扼杀了并没有多大问题的东西，造成某种程度的舆论一律。例如去年底文化部禁止使用“偷菜”这个词汇，网上的偷菜游戏分别更名为“收获”和“摘取”。这一微妙的变化，反映了文化部家长管孩子般的管理心态，生怕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对“偷”的认识是非颠倒。即使文化方面出现了问题，绝大部分属于道德层面的，应该在自律范围内解决，然而我国基本不存在通过自律解决问题的法治传统，当一切以行政规章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文化的多样而自由发展，只好免提了。

    改变这种文化发展的现状，不在于以拍拍脑袋想出来的精神标准来整肃文化，而在于形成传媒业的职业自律体制，减少文化、宣传、广电、出版部门没有恒定标准的各种禁令。在体制上，国营的电视和网络如果是国营，就不能让商业侵蚀。像英国BBC、日本NHK、加拿大CBC、澳大利亚ABC那样的电视节目，文化格调自然高，因为法律或法规规定它们不播广告；如果传媒是民营的，就要有完备的自律体制，以及对自律执行的行业监管部门，做到编辑部与经营部确实分开，保障文艺节目的质量。我们的体制四不象，就像崔永元说的，“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2005年9月《南方人物周刊》）这话说得不中听，但实际情况不就是这样吗？把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完全推向市场，传媒纷纷成为利益单元，传媒代表的文化自然渗透很多的商业利益，本质上无功利的文化有病是必然的。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1日五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