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文章，经朱熹安排而列于＂四书＂之中。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篇末提及＂子思作中庸＂一语。子思为孔子之孙，他若真写了《中庸》，那么他所写的是否＂四书＂中的这一本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中庸》共三十三篇，前二十章大量引述孔子之言，自第二十一章起多为论述体，其文笔与内容接近战国时代末期的《易传》与《荀子》，而不可能出现于《孟子》之前。尤其第二十八章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一语，所反映的是秦汉之际的实况，不可能是先秦作品。

＂中庸＂一词在《中庸》一书的意思是＂用中＂。＂中＂是指行为适中之善，＂用＂是择而固执之。因此，＂中庸＂是指＂择善固执＂，而这正是第二十章所清楚肯定的＂人之道＂。

人之道并非凭空外加于人的要求，而是《中庸》开篇所说的＂率性之谓道＂，是依循人性的要求所展现的康庄大道。此道若是择善固执，则人之性应是＂向善＂，否则无法肯定＂率性之谓道＂。若问此性从何而来，则答案是上一句＂天命之谓性＂。若问有了此性之后还须如何，则答案是第三句＂修道之谓教＂，由此可以肯定人生需要不间断的修养德行。这正是儒家思想的重点。

《中庸》再三强调＂诚＂的意义。对人而言，＂不诚无物＂，而＂至诚＂则可参赞天地化育。其中各种描述已经抵达想象的的极限，近似孟子所谓的＂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