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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对科学漠不关心，而哲学是依循科学途径所作的思索。他们不曾提出任何理性思辨的主张，因而在哲学史上并无地位。他们不曾写下任何作品。其中三位还被庞大的宗教团体尊为创始者。那么，他们在何种意义下与哲学密切相关呢？

以教会礼仪与信条为主的宗教，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基本特色。他们是一个历史事实，对哲学与制度宗教都提出了要求，但是哲学与宗教都不能宣称独占了他们。哲学只能设法努力从他们的经验与人格中启发灵感。

他们四人的共同之处是：原创性以及自行负责的生命，此外并无任何预先存在的团体可以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并未以自己为表率（若望福音中“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一语确定不是耶稣所说），结果还是成为人类的典范。他们成为人类的典范；虽然他们的伟大无法以法则与观念来适当叙述，他们还是在人性上烙下了自己的图印。就在这一点上，人类可以转化自己的形象，提升到神化的程度。

对哲学而言，他们也是人。他们各自具备性格上的特质与限制；他们是历史人物，因此不可能对人类产生普遍周全的真确性。他们四人同行；不能唯我独尊。把任何一人化为绝对的唯一真理，就无异于从他的形象中摒除了所有的自然人性。

他们的生命核心，在于体验了根本的人类处境，并且发现了人类的在世任务。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然后带领我们面对极端问题，提示我们答案。他们各自成全了人性的终极潜能。这是他们的共同基础，但是并未因而同化为一。他们也无法被综合在某种真理大全中。他们彼此相关互涉，因为他们都在人类可能性的基础上生活过、探问过与回答过；但是他们也是各自殊异的个体。他们不可能被割裂来组成一个人，同时走遍所有的路途。

他们共同具有的是：在他们身上，人类的经验与理想被表达到最大极限。他们视为必要者，也总是哲学所视为必要者。他们的真实生命与思想模式已经构成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要素了。他们成为哲学思想的来源，同时激励人挺身抵抗，那些抵抗者透过他们的表率，首先获得了自我觉悟。

我们对四大圣哲所取的哲学态度是：我们被他们的共同特色所感动，因为彼我皆在于人的境遇中。我们无法对他们等闲视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展示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让我们不得安宁。

我们渐渐明白，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并未追随四大圣哲。我们一旦察觉自己疑难重重的生命距离他们的热忱专注越来越远时，就会感受一股压力，要设法呼召自己内在的一切真诚。他们是高悬的灯，帮助我们找到方向，但却不是我们亦步亦趋的榜样。

四大圣哲各有伟大之处，各自在某一方面独擅胜场。苏格拉底与孔子所指点的路径是我们可以追随的，虽然不是走得像他们那么完美。大体说来，他们的思想内含不可能变成我们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方式却能为我们指点路径。至于耶稣与佛陀，则不仅其生活与思想的内含，甚至就连形式也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的——除非我们决心去信并接受随之而来的后果，否则一切只是装模作样而已。

我相信，西方人若公平看待这个问题，几乎都会同意本文所作的评价。一般西方人以为自己在认真模仿耶稣，其实往往是忽略了关键的要点与诠释，以致看不清某些根本重点所造成的结果。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完全与真实模仿的可能性无关。真实模仿必须伴随尊重的诚意。从事哲学思维的人应该清楚看出这种模仿的必要条件以及无可避免的后果。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具体的人生处境中，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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