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宇宙万象与人间百态，我们难免觉得好奇，求知之心乃油然而生。“求知”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动机。譬如，借着求知，增广见闻与能力，在社会上取得立足的条件，这大概是十分普遍的想法。于是，随着职业与工作的进展，知识越分越细，庄子所说的 “天下各得一察焉以自好”，遂成为无法避免的结果。

       知识应该是有用的，但是有用的未必是有益的。那么，什么是对人有益的知识呢？简而言之，就是智慧。然而，智慧又是什么？哲学家以 “爱好智慧”为其天职，同时也谦虚地坦承自己只能保持 “爱好“之心，却未必能够抵达 “智慧”之境。原因何在？试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休谟、怀特海为例说明。

       亚里士多德肯定纷然杂陈、变迁流转的大千世界绝不是虚幻的假 象，在它背后应该可以找到最基本的 “原因与原理”，否则万物在生生灭灭的过程中，不仅毫无规律，并且不可理解，最后必然陷入荒谬的结局。只有探讨原因与原理的知识，才可以摆脱功利实用的心态，享受 “为了知识而求知”的乐趣。我们所要了解的，不再是个别差异，而是异中求同，看出万物的共同面貌，也就是 “存在”。凡存在之物，皆有最后基础，亦即亚氏所谓的 “纯粹形式、纯粹实现、第一不动的动者”。这几个名词使人困惑，但是说明清楚之后，将能展现一幅具有深度透视效果的整体世界观。

        中世纪的哲学以托马斯为集大成者。他顺着亚氏的思路，配合基 督教的信仰，肯定上帝就是宇宙万有的来源。但是，身为哲学家，他依然努力证明 “上帝存在”。我们中国人对鬼神与上帝这些信仰的对象，常有泛泛的认识，却较少由知识角度作系统的研究，影响所及，理性思辨在信仰世界里缺少应有的地位，以致正信与迷信容易混淆，此世与彼世界限不清。托马斯关心的问题是：大自然与人世间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永恒的根源，然后才能据以理解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对于德行、善恶、幸福才能提出充分的说明。若不如此寻思，光是在社会或历史中打转，恐怕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近代的休谟深富怀疑精神，对于传统以来上帝或世界的知识，都要严格省察批判，最后还把焦点移到人类身上，大胆宣称并无所谓的 “自我”。

       连康德这么好学深思的人，在看了休谟的论证之后，都要虚心承认自己 “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然而，如果真的没有自我，或者 “自我只是一束知觉”，那么是 “谁”在做梦？又是 “谁”被惊醒？ 休谟如何回应这一类质疑？他的回应充分显示了锐利的观察与周全的辩论，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不过，在设定了理智的界限之后，他转而同意人有一些信念,可以借此维生及活动。他关上大门之后，又开了一扇窗，其间转折耐人寻味。

        我们翻阅怀特海的著作时，对于其中科学、哲学、宗教三者的协调并存，不免觉得佩服。当代西方能将这三门学科融于一个完整系统的,首推怀氏。稍加分析，可知他的意图在于回归传统哲学的理想，就是提出一套理性架构，涵盖全体存在的领域，兼摄变化生灭的历程，以求彻底说明一切现象的意义。别的暂且不论，怀氏主张西方科学精神起源于 “悲剧、法律与信仰”这一见解，就足以启迪世人， 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科学了。相对于此，科学家也能经由怀氏的接引，以正确态度欣赏哲学、宗教与艺术了。

        回到前面所列的问题，为何没有人宣称抵达 “智慧”之境呢？ 智慧女神的容貌并不是隐藏的或善变的，却必然是精神的与灵性的。 因此，人在有生之年，以自己身心合一的处境，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对于智慧自然是无法完全企及了。不过，爱智的趣味则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如何舍得错过或放弃这样的权利呢？

《西方哲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