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正在展出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画作。从我所居住的莱顿，要去参观这次画展，并没有什么困难，搭火车来回不过一个小时左右。问题是：我为「国际亚洲学研究院」所筹备的小型研讨会订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底召开，因此在完成这件任务之前，我没有心思去想别的事，更不必说搭车出城去欣赏美术作品了。然而，天下事还是有出乎意料之外的。

    我设计的研讨会，主题为「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希望邀请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美国方面预定要请的两位学者中有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杜教授正当盛年，奔波于世界知名学府，真是很难请到的人物。我与他的助理连络多次，答案从不确定到确定可以参加，再到最后一刻的无法与会。而事实上，就在我们开会的前两天，杜教授本人却在莱顿大学历史系发表一篇演讲。他也为自己不能多留两天以共襄盛举而表示遗憾。

    既然如此，我就代表研究院稍尽地主之谊，约好了请杜教授一起晚餐，陪客是施舟人教授。施、杜二位教授早已约好六月中旬将在哈佛大学举行「儒道对谈」，因此，能有机会先在莱顿聚首，自然格外高兴。

    晚餐有醇酒佳肴，气氛不言可喻。施教授得知杜教授尚可盘桓一日时，立即建议要带我们去参观梵谷画展。我提了一堆理由婉拒，都被他驳回，身为后生晚辈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我们相约翌日午后出发。

    梵谷的画我在画册中早已熟悉。欣赏原作的体验自然不同，有点像是照片与真人的差别，不但尺寸较大，而且有些立体呈现的架势。问题在于，短短两小时之内，要浏览一百多幅画，似乎只能走马观花。唯一的深刻印象是：画作依年代排列，可以显示不同时期的梵谷心境。他的巴黎时期所用色彩较为亮丽，而最后自杀之前的画就有阴郁的色调了。我对艺术是外行，只知道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宁少勿多」，宁可一次只欣赏一两幅画，而不宜像饱餐痛饮一般，让自己身陷一百多幅画的重围中。

    施教授是荷兰人，知道梵谷的不少故事。他特别提及的却是一对夫妇如何收藏梵谷的画，又如何将这些画以及他们的一片森林捐给政府妥为保管的故事。这事发生于一九一○及二○年代，当时梵谷的画尚未成为收藏家的对象，所以售价只及今日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这对夫妇自己在森林中盖了一栋美术馆，搜集了一百多幅梵谷的画。施教授允诺下次有机会要带我们去。然而我却不存此想，因为像我们这样三人碰巧相聚于莱顿，又须配合施教授这么好的心情与兴致，实在不太可能啊！对我而言，光是听说这对夫妇收藏家的故事，就感动不已了。

    既然谈到梵谷，少不得略为介绍一下。他生于一八五三年，死于一八九○年，享年仅三十七。他是近代画坛中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与林布兰特（Rembrandt, 1606-1669）同为今日荷兰人奉为国宝的画家。一生画作有八百多幅油画与七百多件素描，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只卖出一幅画。现在的画价则难以想象，如「向日葵」在几年前售得五千万美元。详细生平数据，可以参看余光中先生所译《梵谷传》。

    附带还要说一句有关「发音」的差异。「梵谷」是大家习惯的中文译名，不致引起误解。但是，荷兰人说荷语，他们口中的梵谷是念成「梵霍」的。因此，你与任何外国人提起梵谷时，若是记得念「梵霍」，马上会让人另眼相看，因为你念对了。

    愉快的午后，还不只是欣赏了梵谷的画，与施、杜二位教授的谈话中还学习与省思了一些有趣的题材。

    看完梵谷画展之后，我们三人缓步走向停车场。施教授忽然说：「你们敢不敢吃哈林？」杜教授一脸茫然，我补充一句：「是荷兰人的生鱼片。」意思是：如果敢吃生鱼片，就不必担心哈林了。哈林（Haring，鲱鱼）是荷兰靠北海一带的特产。这种鱼长约二十到三十公分，去除皮与内脏之后，以盐腌渍，配合洋葱片与酸黄瓜，味极鲜美。

    施教授忍不住介绍一段相关的背景。荷兰原是穷困的地区，居民多靠捕鱼维生，但是早期又没有保存鱼货的技术。为了生活，不仅百姓要日日出海、靠天吃饭，同时也无法进行高收益的商业行为。一二二八年，一个渔夫发明一种小刀，可以轻易清除哈林鱼的内脏，再将其用盐保存，可以放置一年而不坏。于是，哈林成为荷兰人的致富途径，既可用以维生，也可用于贸易。相传后来西班牙王准备与荷兰人长期作战时，有大臣劝阻，理由是：「西班牙的黄金要从陆上运来，荷兰的黄金却藏在海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哈林鱼即是荷兰人的黄金。

    难怪我在市场到处可以看到卖哈林鱼的小贩，而路边也常有人一面吃哈林，一面露出微笑。微笑的原因除了口感美妙之外，还有一份对祖先成功故事的回味呢。

    谈到成功，不免想到失败。杜教授在画展会场中，认真看了一遍梵谷生平的英文介绍，然后对施教授说：「梵谷为什么在画了这么多作品之后，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个失败者呢？」

    谈话焦点很快就转到了：梵谷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是作画方面失败，还是人生失败？施教授说：「他作画在短短一生中能有这么多成果，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正好证明了他的失败，这里牵涉到宗教信仰的问题。」简而言之，在基督教（改革派）的信仰中，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人是不完美的，因此人不能自认为公义或具有任何值得自豪的价值。

    譬如，当你行善时，必须相信是神藉你的手行善，而不可认为你自己有什么功德。何以如此？因为你也可能处在「需要别人行善相助」的情况。换言之，助人者与受助者都是处在同样「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如果你「碰巧」做了什么伟大的事，并且因而自骄自傲，那么你的罪过将比你不做这些事更为严重。换言之，人生之大恶，莫过于骄矜自满。耶稣说过：「人啊！你原本是土，将来还要回到土里。」基督徒在丧礼上必说的一句话是：「尘归尘，土归土。」常常想这句话，人还会自以为了不起吗？

    回到梵谷身上。当他在绘画方面抵达某种高度成就时，有如一只杯子尚未装满水之前，犹可自许为「无可限量」，等到装满了水之后，才不得不承认「终究是如此而已」。他的失败感不是针对别人的成功而来的，也不是针对自己原有的理想而发的，却正是在自己的成功中，看到永无翻身机会的失败。这里可以再分两层来说：一，一个人回顾过往，不得不感叹「是非成败转头空」，人生有如一场梦，什么都把握不了。这是人们在年老时很容易出现的心境。二，不必等到年老，一个人在自己奋斗的成果中看到生命本身的虚幻，不只是什么都把握不了，而根本是没有什么可以把握。因此，越是成功者，越能深刻体验这种成败之间的「落差」。这里显示了生命的悲情，而艺术家是人类之中最敏感又最有企图心的人，他们想在变幻的世界中捕捉永恒，甚至创造永恒，因而最能感受永恒与虚无之间的深渊。梵谷以自杀结束三十七岁的生命，或许也与上述省思有关。

    这一段文字是我综合当时谈话的心得。我之所以在〈愉快的午后观画〉一文之后，另起一个标题谈「梵谷的失败与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后者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与「愉快」扯不上关系。分而述之，是希望保留一点点愉快给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