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七年）自幼学习中国经典，进入大学后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二十五岁在美国念完博士后回国教书，直至七十七岁因病而止。

五十二年的教学生涯，表面上是单调而规律的讲课、阅卷、评分、口试，其核心则是一位早熟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日益在扩展。所谓「早熟」，是说方先生对于「哲学」这门学问，包括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在他三十余岁的青年阶段就已经悟得清晰的定见。正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宛如同心之圆，其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万变而不离其宗」。

方先生亲自撰写的著作并不多，只有三种中文的（包括论文集），三种英文的（也包括论文集），以及一本诗集。占全集最大篇幅的，是他晚年在辅大哲学系的上课录音笔记。现在中文全集共有十本十三册（其中三本分上下册），重新校订出版。今以半年时间校对全集，希望减少手民（其实是先后期的同学们）的舛误，以稍尽对方老师感恩之情。以下介绍全集中的八本书，以方便读者了解各书梗概。《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另有精采译序，《坚白精舍诗集》亦非旁人所能介绍，尚请读者自行玩味。

以下八本书依序为：

（一）《中国人生哲学》

（二）《科学哲学与人生》

（三）《生生之德》（论文集）

（四）《方东美演讲集》

（五）《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六）《中国大乘佛学》（上下册）

（七）《华严宗哲学》（上下册）

（八）《新儒家哲学十八讲》

一、古典的人生哲学

方东美先生常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意思是：与其它古代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很早就发展出系统完备的思想。譬如，我们在纪元前十二世纪，就有周公制礼作乐，展现高度的人文精神。此一人文精神后来由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继承发展，演变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

依我所知，方先生自身也可以称为「早熟的」哲学家。他在三十八岁时（一九三七年）发表了「中国人生哲学」的公开演讲，内容涵盖了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与政治信仰。将近二十年后，亦即一九五六年，他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生观」。虽然他强调这本英文著作的内容「均经大幅度的修改与增补」，「不只在语言表达上是新的，在基本材料上也是新的」，但是读者不难发现此书的主要篇章与前书相同，而主要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这种情况就像环绕一个同心的圆，核心未改，而外围的涵盖面越来越大，并且逐步撑起了一个立体的架构，最后成为体大思精、周遍含容而一以贯之的系统。

那么，中国先哲的代表是谁？他们的古典人生观有何特色？方先生并列儒家、道家与墨家，视之为三大宗：老子论道，孔子谈元（易经上干元坤元之元），墨子主爱。他们对宇宙的共同看法有三：一，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亦即，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生机，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二，宇宙是一种冲虚中和的系统，其形质虽属有限，而功用却是无穷。亦即，我们观察宇宙时，发现万物互相感应，彼此全无阻隔，生出无穷的和悦之气。三，宇宙若究其根底，多带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亦即，人类在发挥潜能、实现本性时，将在宇宙中找到至善与尽美的根源。换句话说，人类应该努力使天国在人间实现，而不必鄙视人间，另立一个超自然的天国。

接着，先哲的人性论有何主张？人类以「心的体用」为主脑，寻求「理与情」的交融互摄。在理方面，要「正心尽性，诚意致知」；在情方面，要「存心养性，达情遂欲」。由此展现了：老子的慈惠，孔子的忠恕，墨子的爱利。深入剖析人性，则有以下五点内容：一，心善论是先哲共信的假定；二，性善论「以性承心，更以心继天，天以生物为心，故纯是善，而性顺从天心，万无恶理。」方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最为可取。三，意与知，是理之昭明灵觉处，「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恶看」。四，至于情，则性与情相为表里，孟子「是以性善胜情，情必从之，性既全善，则情亦无不善了。」五，欲恶论则是普遍流行的说法。方先生认为各种人性论之间的冲突矛盾，「都是由方法学的缺点产生出来，毕竟有法可以避免。」他个人的看法则是：「不难由天地生物之仁心以推测人心之纯善，更从人心之纯善以论人性之完美。」

于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在于：「把宇宙与人生打成一气来看」。大人或圣人，则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周行，与兼爱同施的理想人格。」方先生后期讲学经常引用李白的一句诗，「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就是要吸取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力量，做为我精神活动的基础；或者说是，要以个人小我的努力，参赞化育，安顿人间。

因此，道德的极致是推己及人，再及于万物。艺术则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因为生命总有其可观之处，而人类的创造力也不会终穷。然后，将这一切落实于政治上，则国家成为「一种悠久的道德场合」；于是，先哲的政治信仰「是以德治为最理想，礼治次之，再不得已而思其次，法治尚较术治高明百倍。」

以上所论皆有根据，但是方先生最后忍不住要问：「我们民族原是天才民族，我们的天才埋没到哪里去了？」省思之余，我们不觉得自己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吗？

二、西洋哲学的演变

方东美先生留学美国三年（一九二一—二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始教书，时年二十五岁。他于二十八岁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兼任一门「近代西洋哲学」的课；后来又在中央大学讲授「科学哲学与人生」一科。他最早出版的一本书，名称就是「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九三六年出版）；但是内容只包括计划中的前五章（尚有十七章未写），亦即他讲「近代西洋哲学」的部分。

首先，依例要简介哲学是怎样的一门学科。他以科学与哲学对照比较，指出四点：一，科学不尽是具体的；哲学不全属抽象的。只要是人类理性所开发的知识，皆有具体及抽象的双重性。二，科学的进步是由冲突中挣扎出来的；而哲学并非循环不已的私见。这两者皆有自我批判性，并且不断在改善之中。三，科学或失之武断；哲学常重视批评。四，真确的知识皆有实践性，科学如此，哲学亦然。

其次，人对于自身处境皆有认识的愿望，并且在人生饱经历炼之后，会有情感的蕴发。这两者联系起来，获得完整的概念与系统的说明，即是哲学的起因。当然，由时代的发展看来，人类走出神话的天地，开始用理性来思索宇宙及人生的问题，就揭开哲学史的序幕了。

西洋哲学始于希腊，在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以经验所及的物资（如水、气、火等）来解释，由此摆脱了神话时代。方先生称此为「物格化的宇宙观」，「物格」表示与神格、人格不同，显然会侧重物质而忽略精神。自然科学依此大有进展，但是人生价值反而沦为疑惑。这种宇宙观引起两种反动：一是人本主义，亦即辩士学派所标举的：「人是万事万物的权衡。」但是，这里的「人」如果只是「个人」，而此一个人又依「感觉」为其依凭，则人类社会岂不难逃混乱？于是，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推出第二种反动，就是：目的的唯神论。他的主张是：「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价值的保障者。惟其有神，所以世界上各种事象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构、至善的归宿。」

接着上场的是柏拉图，他提出法相界（或称理型界），做为现象界的原始典型，使变化无已的万物获得起源与归宿，尤其是人生行止对价值的企求与向往，也找到了至善至美的统会。如此一来，出现了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分离」。到了亚里士多德，虽然想以「形式与质料」，「潜能与实现」的双重角度，来解说上下层世界的联系，但是基本取向仍是重上轻下，无怪乎中世纪以宗教为主导的哲学会欣然接受亚氏的启发了。

方先生当时对中世纪只是一笔带过，他说：「一千年间人类各方面之活动无显著之进步者，其由来已久，非一日矣。」然后，他集中探讨近代哲学，展示了丰富而完整的学术功力。近代欧洲在天文学上、史地上、政教上一新耳目，其自然科学的成就，「把我们从希腊形体有限的宇宙中解放到意味无穷的宇宙里，拓展我们智力的活动」；「把我们从听天由命的迷梦中惊醒到戡天役物的意境里，提高我们生活的情趣。」不过，这样的宇宙观虽合乎科学研究所需，但难免陷入唯物论与机械论的网罗中。

继之而起的是生物学上的演化论，归结为尼采的超人哲学。方先生引述尼采所言：「同胞，快把你们的精神，你们的德业贯注于人间世！用你们的威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努力做个健者！努力做个创造者！」

最后，在分析人性时，方先生介绍了机械主义的心理学与动性心理学。后者受生物学启发，较为可取，亦即以人性为整全的、丰富的、可塑的，并与社会相依存。由于方先生此书只是计划中的前五章，所论无法尽兴。他的计划若能完成，则当另有三本同样份量的书。整体看来，方先生讨论西洋哲学，常能准确把握要点，又能全盘观照，评估其得失。国人若想学习西洋哲学，必将于此书获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