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它文化传统对照之下，中国文化是从所谓的「古文明」一路存续到现代的少数例子。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认为，大多数文化都只有一度生命周期，而中国文化则出现两度周期，亦即自三代至唐末五胡乱华，再由宋代至清末。清末是第二度周期的“亡”的阶段，当时列强瓜分中国土地，造成“千古未有之变局”。面对西潮的冲击，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转型，并在调适过程中还能维持对自身的认同，由此开展出第三度周期的新契机？

这个问题今日思之，仍有意义。譬如，我们可以藉此了解文化的结构有些什么成分，哪些是表面的，哪些是深层的。也可以由此得知文化在发展时所经历的演变。以近代中国的遭遇而言，那是一页痛苦的记忆，若是我们无法从历史学会教训，又如何能有信心去面对未来呢？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先省思大家常说的「中体西用论」。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文化随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朝廷由于国势强盛，对西学所采取的策略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门户大开，文化交流逼人而来，学者们如何因应？冯桂芬首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郑观应接着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到了甲午一战，举国震动，“中体西用论”开始蔚为风潮。孙家鼐在一八九六年八月提出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立学宗旨：

“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一八九八年张之洞在《劝学篇》，更力主“中体西用”，并且深入发挥其理。中体是为了守本，西用是为了知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由此可见，中西体用之说，涵盖了文化的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器物是指“器械、工艺”；制度当然是“法制”了；以上二者在张之洞看来都是可变的。至于不可变的“伦理、圣道、心术”，则可以涵盖在“理念”中。问题在于：理念的一成不变，所指的是“文字上的意义”，还是“精神上的意义”？其维持方法是让一代一代的人背颂经典，还是不断为这些经典提出新的诠释？

西方文化也有其自身的理念，其理念内含也类似于我们的“伦纪、圣道、心术”，那么，在中西文化相互交流时，又要如何在理念层次取得协调呢？换言之，中体西用论的原则并没有错，但是这种“体与用”之间的新关系，却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磨合时期。而清末民初的情况正是如此。我将作一系列的初探，针对当时几位代表性人物的见解，来说明此一壮观的调适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