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内容

孔子的学问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学习传统 

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才能为自己定位，才知道要做什么选择。如果不去学习传统，只知学习眼前的经验，而眼前的经验往往是断续生灭的，那么就可能因为变动太大而完全落空。传统在当时包括了“诗、书、易、礼、乐”五经。在今天看来，诗指文学，书指历史，易指哲学，礼是生活规范，乐则是艺术修养。此外，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仪礼，乐指音乐，射是射箭，御是驾车，而书、数则是指书法、计算等技能。当时的人只要具备这六项条件，就可以在社会上立足了。孔子不仅学习传统的智慧结晶，也习得传统的技能，到他三十岁时，已经展现为一个人才的典范了。

二、学思相融 

孔子知道光靠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否则一味地接受外来的资料与信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予以统合的话，就难免导致混乱。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意思是说，如果只有学习而不去思考，就会使一切的学习白费，假使只有思考而不去学习，就会终日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一意孤行，陷入困境。所以，思与学要并重。孔子甚至强调“君子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他认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论与人来往或运用感官，都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主体及中心思想。由此可以想见孔子的处世风格。他不容易说错话，在回答弟子问题时，不会张皇失措，或前后矛盾，甚至可以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他始终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的缘故。

 三、一以贯之 

 《论语》中两次提到“一以贯之”，这四个字古今解释颇有出入，很难明确论断它指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其中道理说个清楚。有一次，孔子主动问子贡：“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孔子问子贡：“你以为我是靠着多方面学习知识，记诵很多材料之后才来教导你们的吗？”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以肯定的语气回答：“不是的，我并非如此，而是一以贯之。”这里的“一以贯之”显然是指他有中心思想可以统合不同的知识。

 另外一次，孔子问曾参：“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曾参将孔子的“一以贯之”解释为“忠恕之道”并不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如此便把孔子一生的思想精华淡化了。曾参的年龄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在谈话当时只有二十岁左右，他所能考虑的层次尚浅，只看到现实生命的互动，无法全面顾及生死问题及人生意义问题。如此一来，人生的境界就很浅显了。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时候必须自己独处，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方向及生、死等问题，如果到了年老时，还只是想到忠恕，则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显而易见，忠恕只是曾子自己的想法。此外，孔子也曾说过：“莫我知也夫！”子贡问他：“何谓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孔子认为只有“天”才真正了解他，那么曾参对孔子的了解当然是片面的。何况，曾参的忠恕之道无法符合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中对“生死之道”的信念。

 从这两次谈话中，我们了解“一以贯之”应该有四个不同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孔子回答子贡的话，即是统合知识的系统。第二个层面是指这个系统乃是环绕着人的问题去思考的，亦即要兼顾知行合一。第三个层面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亦即可以解释生、死问题的“道”，道并不只限于“生”，还包含了“死”，即为理想而死。如果有人接受“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观念，认为只要让他活着，做什么都愿意，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人格尊严可言，也没有办法做到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或者实践生死一贯之道。最后一个层次则是“天人一贯”之道。孔子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并且肯定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为政》）

 由分析孔子的“一以贯之”的道，我们可以了解，孔子并非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不只是一个道德家，教训别人做好事，当好人；此外，他还要设法了解生死之道，以便能坦然面对生死的课题，不致为了求生存而不顾原则。最后，孔子更谈到人与超越界（主要是与“天”）的关系，这就是儒家学说中最艰深的、最难懂的境界。我们通常只把《论语》当成一本格言录，但是，进一步还须以自己的智慧去探讨格言下所隐藏的意义及道理，如此才能彻底了解人生，由最平实的经验通达到最高深的境界。

 从孔子为学的特色中，我们了解孔子是以学习与思考去互相配合，并以“一以贯之”之道来统合，建构一个圆融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的必备条件是什么？首先，他必须尽量考虑所有可能发生的经验，任何学问只要一离开经验就会变成空想。第二，人们所有的经验往往是复杂、矛盾、有限及互相冲突的，所以必须以理性的概念与系统把歧异殊多的经验统合起来，同时将经验划分为各种高低层次的价值，在判断一件事物时，以高层次作为优先的考虑；在此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即一个人面临选择时所凭借的价值标准。譬如孔子曾说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然而我们正是在紧张、忙碌时，或碰到冲突、挑战时，忘记了自己的原则，原因即在于未能做到“一以贯之”。第三，哲学家的理论必须显示一种理想，即是通过经验的考察及理性的反省，为人类指出理想的生命途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哲学家的。孔子弟子中最有资格成为哲学家的，是颜渊，可惜他在40岁左右就过早去世了，以致孔子的学说陷入了断层，一直到孟子出现才承续了孔子所立的学统。

 孔子的“一以贯之”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要如何去理解孔子真正的思想呢？许多人认为这个答案是“仁”。“仁”在《论语》中指涉三个思想层面：第一，人之性，乃是指每个人都具备的人性；第二，人之道，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具体选择的途径；第三，人之成，亦即人格的完成，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三个层面显示了“仁”可以视为“人”的实现，同时，肯定了人有无限的潜能，从人之性、人之道，到人之成，都可以用“仁”的概念来涵摄。

四、学行并重 

孔子的学并非一种理论而已，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行是指道德实践，“道德实践”是指合乎人性需要的具体行为表现。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这段话的意思是：“不要追求吃得太丰盛、住得太舒服，但要勤敏做事，讲话谨慎，并且选择有德行的人去效法。”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好学”。此外，孔子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什么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们要有客观的条件才能行动。例如：我在外遇见一位长辈，就必须向他问安，不能只顾自己看书；但我并非一天到晚碰到他，所以回家时可以继续看书。又如我们在念书时，父母交代我们办事，那么也应该暂停念书，前去帮忙才行。在此涉及另一个观念，就是不要专为念书而念书。现在的学生由于面临升学压力，因此大多专为念书而念书，把念书当成一件事来做，这样很容易把道德实践搁在一旁，违背了孔子的意思。但是为了符合现代升学主义的需要，我们只能在此呼吁大家不要太过于忽略道德实践的问题。

鲁哀公曾问孔子，他的学生中哪一个“好学”，孔子回答是颜渊，谓其“不迁怒，不贰过”。（《雍也》）这乃是道德实践的表现，也说明了好学和具体的行动有关。《论语》开头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学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印证练习，这么做难道不会觉得开心吗？”孔子在谈到“学”，亦即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时，并不是要我们时时刻刻，不分辨客观条件，而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