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引用“学而优则仕”作为护身符，好像孔子也赞成这种做法。这句话不论有无道理，首先要澄清的是：孔子没有说过这句话，说的人是子夏。

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这种想法原是相互为用，以仕与学代表实践与理论，可以印证及启发，在互动过程中不断提升到更理想的境地。

古代念书人的出路较窄，做官成为光明坦途，离开官场就没有发挥抱负的机会。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得君行道，他也曾设法推荐合格的弟子到各国任用。因此，子夏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不过，其中可能蕴含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即使接受“学而优则仕”，却不易看到“仕而优则学”的例子。一般而言，仕而优则升官，官做得越大，越没有时间学，越没有谦虚的心去学，越不屑于去学，因为下面奉承的人多了，就变成“官大学问大”。我们一向主张，念书不宜断章取义，譬如，不能忽略“仕而优则学”的说法，希望官场率先培养读书研究的风气，而不要竞相学习唱歌。

第二，如果从小接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以为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于是把念书当成手段，忽略了儒家原本重视品德及全人教育。

君子的目标绝不是仅把自己训练成某一有特定功用的器，而应以成德为首要考虑。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所谓“为己”，并非自私自利，而是为了改造自己、变化气质、坚持信念、求得心安，绝不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至于“为人”，则是一心想要表现，看社会需要什么，就努力去迎合。有些人做官，为了保住饭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孔子大概不会说“学而优则仕”这种泛泛之论。他主张“君子不器”（《为政》），绝不把自己训练成一种特定功用的器皿，而应该以成德为首要考虑。并且，仕也须配合政治环境。政治清明，可以为官；政局混乱，何必勉强?他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国家若是无道，做官拿俸禄的人应该引以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