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建设的今天，在礼仪普及的现在，我们多么需要理论的基楚，没有理论基础的“文明”、“礼仪”，那只能是贴在墙上的口号、迎合时尚的一阵风，美学就是文明建设的基石！

          什么是礼

               曹利华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韩非《解老》)。意思是说：礼是用来表现内心情感的，文饰是用来修饰朴质的本性的。这两句话概括了韩非对美的特性的理解。从内容上看他强调美要表现内心的情感和朴质的本性，他以“和氏之璧”来说明这个问题。说楚国有个叫和氏的人，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他将玉璞奉献给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定，玉匠说：“是一块石头。”厉王认为和氏欺骗了他，就用酷刑砍掉和氏的左脚。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和氏又将玉璞奉献给武王。武王又让玉匠鉴定，玉匠又说：“是一块石头。”武王也认为和氏欺骗了他，就用酷刑又砍掉了和氏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即位。和氏就抱着玉璞在楚山下面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都哭干了，还哭出了血来。文王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去问他，说：“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多了，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呀?”和氏说：“我不是伤心被砍掉了脚，而是伤心宝玉被认为是石头，忠贞的人被认为是欺骗，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啊!”文王于是让玉匠将玉璞雕琢成了宝玉，并命名为“和氏之璧”。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韩非的“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同上)的审美观。他认为美应该注重内在本质，注重内容的真实性。这个认识无论对社会美或艺术美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从形式上看，他认为“礼者，事通人之朴心者也”(《解老》)。礼就是表达人的朴实的心的。“礼”就是“朴心”的表现形式，这说明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容必须要有恰当的感性形式来表现。“礼”和“朴心”的完美统一构成了美的形态。“礼”是美的，因为“礼”是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但是“礼繁”就不美了。因为“礼繁者，实心衰也”(《解老》)。礼节繁琐是内心真实感情衰竭的表现。

    韩非认为儒家的学说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因此他抨击儒家的仁义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韩非从儒家的学说中也同样吸收了有益的营养，对仁义也并没有一概否认，因为仁义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所表现出的精神文明，是社会美的重要方面，作为注重社会进化的韩非来说他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并且韩非的吸收并不是兼收并蓄，而是注入了新的内容。

他强调了道、德、仁、义、礼五者的不可分割，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说明了社会美的特性。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解老》)道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德是道的成功，即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仁是德的肯定形态(“光辉”)；义是仁所显现的事业美，礼是仁所显现的人格美。我们可以列表如下：

道一—――――――德——――――――仁―――――――义（事业美）　美的

　　　　　　　　　　　　　　　　　　　　　　　　　　礼（人格美）　显现　　

（客观规律) 　　（人的本质)　　　　(本质对象化)　　　　　　　　　

韩非的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对孔子美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由于韩非注重从功利价值方面来认识美的特性，因此就出现了重内容轻形式、重理性轻感性的偏面性。“和氏之璧”的和氏被砍掉脚委实冤枉，但是其后果是由于他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因为他不懂得供人观赏的东西——美所应该具有的特性，即以恰当的美的形式来显现美的内容。而“璞”只是质美而形不美，因此也难怪被别人误认为是石头。在这里，文王是最懂得美的特性的，他让“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理”就是雕琢、加工，使“璞”变成了美玉“璧”，内容和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在这里韩非又混淆了“和氏之璧”和“隋侯之珠”的不同性质。“隋侯之珠”，相传隋侯医治了一条受伤的大蛇，大蛇报恩，衔给他一粒大珠，显然“隋侯之珠”是作为“大蛇报恩”的酬金，是以功利价值为主；而“和氏之璧”是作为和氏奉献给帝王的观赏品，是以审美价值为主。从韩非的“法治”观念来说，是为了说明“处其实而不处其华”(同上)，但是从美学的观点来看，“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虽然有重视质美的一面，但“物不足以饰之”显然是偏面的。“和氏之璧”和“隋侯之珠”都具有自身的功利价值和审美价值，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和氏之璧”是通过“玉人理其璞”来达到两者的统一，而“隋侯之珠”则是以“不饰以银黄”来达到两者的统一，否则都会影响自身的价值。“璞”不加以雕琢，那永远只能是“璞”，而不能成为“玉璧”；而“隋侯之珠”饰之以“银黄”，那也不是“珠”了，而是别的什么了。

    韩非受了墨子“功利”观的很深的影响，他也用“楚人鬻珠”、“秦伯嫁女”的比喻，来说明“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储说左上》)的道理。告诫人们不要流连于文采而忘了事物的内在价值，为了文辞而损害了实用，强调了真与美的关系。他在《外储说左上》中以绘画来说明这个问题。“客有为齐王画者，文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显现) 于前，故易之也。”画犬马难，是因为画犬马要受客观存在的犬马(真)的制约；画鬼魅易，是因为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鬼魅，画鬼魅无所遵循。这说明艺术创作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都要受客观真实性的检验，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真就是绝对的真，不能有人为的加工、改造，那就必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秦伯嫁女，“从衣文之媵(ying，陪嫁之妾)”，将陪嫁的妾打扮得如此华丽，固然是犯了喧宾夺主的错误，造成“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的后果，但是秦伯之女毕竟还是应该打扮的，否则如何能达到“善嫁女”的目的呢?楚人鬻珠，固然说明楚人过份装饰匣子和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的愚蠢，但是装珠的匣子毕竟还是应该装饰的，否则也可能造成既不买“椟”也不买“珠”的结果。

    总之韩非对美的特性的理解既有重内容的正确性，也有轻形式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