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罪恶历史钩沉之六

北洋政府内阁人物傅增湘和董康

瞿蜕园原作  陈林辑录

傅氏是四川江安人，弟兄都是翰林，确是儒雅风流的人物。在袁氏督直的时代，就投到了北洋，担任学校教育。曾任北洋女子师范的校长（当时称监督）。当时的风气，翰林主办学校算是件时髦的事，据说得到袁的赞许，因此被任为直隶提学使。他与北洋军人及北洋财阀（特别是皖系的银行）发生关系，就是这样来的。北洋军阀心目中最合式的教育总长，就是他了。因为北方人适宜于担任这一席的实在想不出人来。

教育部号称穷衙门，本身既无可生发，而直辖各院校经费数目又相当庞大，经常积欠不能照发。作教育总长的自然苦多乐少。然而傅氏一直不改其乐。他与当时的教育界处于一种无恩无怨的关系中，既不过问教育界的事，也不参加政争，依然保持着前清翰林的风度，优游养望而已。他的一生只是藉着做官买书卖书，凭藉他的地位而获得版本鉴赏的权威，又凭藉他的行业而取得不算贪污的收益。所以他的生活享受是既清雅而又舒适的，无论在西山、香山、北海，都有他专用的静室，经常带着贵重的古书，用珍贵的朱墨校勘题记。不时又要各处旅行，遍访名山，流连胜景。这些行径，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固然是不足怪的，但是在依附北洋军阀的高级官僚中，却成了一种特殊的类型。

他在北京住久了，北洋政府垮了以后，一直在他的石老娘胡同住宅里经营他的书业，业务蒸蒸日上，更乐得自居于在野名流了。抗战期间，与傀儡政权仍保持着联系，因为其中不少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高级官僚，也都是他的同事。

与傅增湘类型大略相同的还有一个董康。他没有点过翰林，在中进士以后，分了刑部，由刑部转到法部。清末改订法律，他以旧刑部司官的资格，到日本考察过一次，算是兼通新旧法律的人物，因此在北洋政府中长期稳坐大理院长和司法总长两席。这两席本来都是冷门面，然而他也曾有过一阵的炙手可热。那就是被直系的吴佩孚所看中，叫他去检举梁士诒一班交通系的贪污卖国，用以打击梁的后台张作霖。

直奉冲突结束后，吴系人物上台加入内阁，董康装出一副铁面孔，说是财政困难达于极点，由于仕途不清，滥支薪俸，必须大刀阔斧毫不容情的裁员。原来当时北京政府各机关除总统府以外，都有规定的员额和俸额，长官为位置私人，树立势力起见，滥派许多额外的行走办事等员，随意批给薪水。这笔开支越来越庞大，经费就越来越发不出。每到该发薪俸的时候，始而要打折扣，继而仅在年节匀摊一个月的几成，又继而简直成为泡影。机关职员号称灾官，嗷嗷待哺。其中有脚路的，就靠兼差挹注，甚至兼了无数的差，按月轮流领薪而不作一事。董康这时已经不是司法总长而是财政总长了。和吴派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一上台就提出撤销额外人员的议案。除实缺及考试分发任用各员以外一概停职。

这却弄得一班小官僚政客走投无路了。这班人当中有不少是通过国会议员谋得的差使。议员们神通广大的自然另有分赃发财的办法，有些手面不高的，就专靠向各部总长强索差使，不但替人包要，并且自己也要。总长们怕议员们捣乱，就拿顾问谘议，参事上行走等类名义塞他们的嘴。董康这一来，他们恨入骨髓，不久就有索薪团的组织，乘董康从国务会议散会的时候，向他包围，人多手杂，将他围在核心，马褂扯破了，眼镜打碎了。原来他是个深度近视眼，即便戴上眼镜也一直是雾里看花的。

当时至少有两个号称圣人的，康有为以外就是董康，因为他是以清廉方正自命的。到了日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却依然以司法委员长的名义出现。他与日方的勾结与其他亲日派略有不同。借款订约等事倒没有他的份，而贩卖旧书却变成他的专业。他与傅增湘都是玩板本的，傅喜校书而不刻书，他不校书而与同乡陶兰泉是刻书的联手。旧时北京的所谓高等住宅都在内城，只有他始终住在法源寺附近的西砖胡同，这一带地方只有前清汉人京官赁宅，所以他的作风也一直带有前清京官的名士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