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把握着革命的航线，虽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城里学生下放农村仍是必经之路，除非独生子女，而且只有下放达到两年的时间之后才有被推荐招生、招工或招兵的机会。1976年，我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一员，随着零陵地区党政军机关、当地驻军以及市属企业当年全部约300多名子弟下放到了零陵地区青年农场。之后的77年、78年又陆续有少量的地直机关的子弟补充进到这个农场。到了79年，我们三届在那里剩下的知青随着全国的回城潮全部离开农场回到城里。人们通常把73年以后下放的知青称为后五届知青，因而我们那帮知青又可算是“末代知青”了。

现在都把知青时光称作蹉跎岁月。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许多知青的父母也是来自农村，家里都还有亲戚仍生活在农村。那些真正接收插队落户的农村，是要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地方，肯定还不是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前面多届插队落户下放真正最苦的是下放前后生产、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落户独居女知青对安全的无助，特别是大家对未来回城的无望而产生的焦虑、恐惧和怨恨。由于前面多届男女知青的一些苦难命运和屈辱经历，我们后五届知青下放农村的环境和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我们落户的地点不再是农村生产队而是专门的知青点。虽然，知青下放时依旧要将城市户口转成农村户口，但不再意味着一辈子扎根农村了。随着文革的结束，知青政策不断的调整变化，开始有知青不到两年就离开农场，后面下放的全部知青没到三年的时间就都回到城里工作了。所以，在一代代知青中，我们是最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