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是什么在主导国内货币政策

周一国内股市的表现，或许验证了我此前对一再延宕大幅减息可导致结果的担心。

这当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重新评估市场预期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此前，曾有人公开表示：货币政策要符合市场预期。但如今，国内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显然取决于别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不久前发布的国内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那份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当前货币政策要做到“近防通缩，远防通账”。大家都知道，与通缩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是减息，与通账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是加息。既然要在通缩的时候防止通账，自然会在是否减息问题上变得缩手缩脚。

这实际上是很可笑的逻辑。必须承认，通账与通缩是两个极端的现象，而且通常是在一个极端现象结束后，并且要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才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现象。比如说，自1995年下半年中国摆脱了上一次长达11年的持续通账之后，大致用了三年的时间，也就是1998年第三季度才正式陷入了通缩，标志是1998年全年的CPI为99.2或-0.8%。而这一通缩周期大致延续到2002年底（当年CPI同样为99.2或-0.8%），也就是用了4年的时间还未能结束。随后，又用了近2年的时间，也就是到了2004年第三季度才重现通账的苗头（当年CPI总体水平为103.9或3.9%）。

之所以说成是很可笑的逻辑，是指原本“通缩的周期应当减息，通账的周期应当加息”的逻辑，到了“近防通缩，远防通账”时却变成了“通缩来临的时候用不着减息，通账来临的时候用不着加息”。

照此说来，最好的货币政策干脆就是什么都不做。或许这样主持货币政策工作的确很惬意。

然而，在另一位央行行长任职期间，与11年持续通账相伴的是加息以及采用财政补贴的手段将居民储蓄利息补贴到与CPI看齐的水平，到了1996年通账缓解之后便开始减息，先是将存款基准利率由10.98%分两次减到当年8月23日的7.47%，后是减到1997年10月23日的5.67%，并在1998年陷入通缩之后大幅减息至当年12月7日的3.78%。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年9月我撰写的一篇题为“大幅减息预期增强”的文章，在被路透社引用之后，引起当时的人总行下令调查是否是内部人走漏了消息。此后，国内存款基准利率又在1999年6月10日减至2.25%，2002年2月21日再减至1.98%。

还有，货币政策与市场预期严重偏离又意味着什么？这恐怕需要从主体与客体这个哲学的高度加以讨论。

我以前曾说过，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当中。离客体越近的主体越有益，离客体越远的主体越有害。用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越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认识越有害，越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认识越有益。

这让我想到，被那些无比推崇货币政策的人尊为祖师爷的美国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就一个典型的拿着鸡毛当令箭、对某些现象反应过度以至于总是歪曲客观实际的人物。比如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初实行的白银收购法案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原因。任何一个熟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么，所谓当前货币政策要“近防通缩，远防通账”的说法，算不算是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认识呢？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相信大家对“过犹不及”的中国智慧相当熟悉。降落到基于时间序列的客观实际，意思就是：过去重要，未来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当前。如果你连今天都活不过去，哪里还会有明天。

或许有人会申辩：“近防通缩，远防通账”的说法，是强调货币政策要具有前瞻性，并利用这种前瞻性熨平有害的周期性波动。

这其实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你怎么知道通缩何时结束？你又怎么知道下一次通账会何时到来？这不是主观的傲慢与偏执，又会是什么？

针对当前减息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话说得够多了，今后还要说。但我知道，自己的全部作用只是帮助政府与公众之间针对公共政策展开的交流，这种交流越广泛，越深入，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才能越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