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祖是中国人对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活动。您或许不知道在一衣带水的日本，也有类似的祭祀活动。日本人的祭祖活动是什么样的？日本人对祖先的观念与中国人有没有不同？ 请看：

日本人为什么要给祭祖设立期限？

死者如何被归到祖先这一范畴，并留在遗族的记忆之中？记忆的维持和再生产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实现的呢？例如用“光荣战死”之类名目来表彰死者那样选择特定的死者进行纪念，其内在的机制是怎样的呢？有关祖先观念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死亡在社会上的定位这个有关记忆的问题。以下我们从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之父的著作中寻找日本人关于“祖先的研究与记忆”。

（1）对于仪礼层次和情感层次的关注

柳田有关祭祖的观点，集中表现在《祖先的故事》中。从家的永续这一观点看，柳田在其中提出的如下3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死者经过怎样的过程，成为护家的祖灵；

第二是祖先和子孙之间的关系如何；

第三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得到认识和再生产。

首先从第一点谈起。柳田认为，死者的灵魂最初是带有污秽的、危险的存在，后来经过子孙的反复供养，逐渐得到净化。这也是他们失去作为灵魂的个性，融为祖灵这一整体的过程。对个人的供养在一定年数以后终止，画上这个终止符的，就是三十三周年忌法事。柳田说道：“所谓三十三周年忌或许是双方让步的结果，时间原来有可能更短些，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认为这个时间的长度是恰当的。从此，死者摆脱充满私心的个体，融为一个叫做祖先的强力灵体，为了家、为了国家而发挥力量。”这里所谓的“双方让步”，是指佛教传入前日本本土存在的信仰与佛教之间而言。前者力图尽早净化死后污秽而使之化为祖灵，而后者即佛教则试图长期延续死者的供养。二者的妥协导致了三十三周年忌的成立。柳田认为，死者化为祖灵的过程是对充满杂质和不安成分的死者灵魂反复进行供养和祭祀的过程，死者和整个祖灵在最后一次祭祀中融为一体。他把最后一次祭祀视为祖灵化过程的重要标志。这种观点为后来的祖先类型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那么，整个祖灵和子孙的关系如何？柳田把死亡视为一种具有阶段性结构的东西。即使一个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去世了，那些和他有关的物象却留下来。柳田认为，“当所有这些从世上消失，灵魂变成一种无形的力、爱、以及单纯思慕的对象，并被切断时，以前的人们将其视为巨大的鸿沟”

这句话的意思是，死者的遗物“全部从世上消失”，即因时间的推移而导致的记忆淡化过程和到达最终年忌的过程是相互并行的。但是这并非是简单的忘却。对柳田而言，在通过举行一定仪礼之后的祖先和子孙的关系必须从“爱情”、“思慕”诸如此类的情感层次进行把握。下文引自《祖先的故事》。它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自己也将变为祖先这种心态，为人们对祖先的温馨且恳切的态度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在死后，人们希望守护子孙后代，为了家的永续安排好一切。实际上，这种念头体现在家产制上面。而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去考虑这一点。在国家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之后，家产未必是土地。和随时都可能消失的有形财产相比，对家的永续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具体了解亲密的祖先子孙之间的情感交流。

一般情况下，户主继承权一词令人联想到土地、家产等。而柳田则强调其“祖先与子孙之间的情感交流”的重要性。他把这个成为“无形的户主继承权”，“无形户主继承权”由两种记忆的坐标构成：一种是向未来延伸的时间轴，即人们要成为祖先守护子孙；另一种是朝向过去的时间轴，即子孙追慕祖先。祖先作为每家历史的象征，和子孙之间的情感交流存在于作为记忆共同体的家中，它无疑具有实现自我认同，强化共同体的意义。

 除《祖先的故事》之外，柳田在不少文章中，站在以记忆为媒介的情感层次对祖先与子孙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如根据大正13年（1924）在枥木中学的讲座稿子而成的《旅行和历史》，写道：“我们祖先的特征之一便是，爱惜尚未出生的子孙，期望他们繁盛与平安。祖先们最担忧的是，由于家门衰落和子孙的糊涂，死后追慕他们的人逐渐减少”。把祖先和子孙的关系与死后的追慕这样的情感层次相关联，可以看成是为了使家业永续的记忆策略的一部分。该文发表的第二年，柳田因早稻田大学的教学需要写了《日本农民史》。其中写道：“祭祖或被子孙祭祀，在这种习俗中，假如不敢确定家人每逢盂兰盆和彼岸(春分、秋分及前后三天)能否祭祀自己，那么人们无法安祥快乐地安度晚年并离开这个世界。”这便是所谓“血食”，柳田继续写道：“在东方人的观念中，家始终存在着这种爱慕的交换和连锁”。同样的见解还见于昭和6年（1931）的《明知大正史世风篇》。该书第9章“永续家系之祈望”中，柳田说道：“万一得不到自己骨肉的祭祀，死后的幸福便无从谈起。我们的父母从不知何时怀有了这种想法”，并把它视为“一个种族的默契”。诸如“追慕”、“爱慕的交换和连锁”等词句所形容的，从大正时代末以后，柳田把祖先和子孙的关系视为一种通过记忆构成的、属于情感层次的问题。《祖先的故事》就是其思考的集大成。

（2）家的永续和记忆的问题

这里再谈第3个问题，即祖先和子孙的关系的认识和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死者经过一系列供养和祭祀之后，和整个祖灵融为一体，化为追慕的对象。那么，在此过程中，人们是具体如何唤起有关家的记忆，又如何将其联系到家的永续上面的呢？

柳田并没有直接把祖先研究视为记忆问题。但是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到，对柳田而言，二者是相互关联的。例如，他在后来收入《时代与农政》一书的明治39年（1906）所做的演讲中，把乡村生活中的耕作、甚至连居住在特定场所都看成是家意识的表露，他说：

“祖先希望家业兴旺，子孙则实现他的意愿。不用说名门望族，就连小农或贫农，都有自家的传说。（略……引者）这样，经过十代、二十代人的自觉继承，家才得到延续。”

与之相比，都市中诸如旧文书、家谱等易于散失。姓氏也仅仅作为判断是否同名符号而存在。自己和祖先之间的血缘脉络由此断裂。结果，这些甚至可能成为杀家凶手。

显然，柳田的担忧出自日俄战争之后农村的衰颓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在柳田看来：家的历史是通过“传说”的形式来获得认知，而成为祖先和子孙之间的媒介的；这种媒介采取诸如旧文书、家谱等多样化的形态；促使家意识的形成，并成为家业永续的条件。这里尽管没有记忆一词，柳田的问题意识仍然在于家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记忆。

《日本农民史》则具体涉及到了这一问题。柳田在其中列举了两个家业永续的条件：一个属于物质侧面，是最小限度的食物供给保障；另一个属于是精神侧面，则是“记忆的保存”。记忆的保存以人们和土地的结合为前提。柳田认为，在此基础上通过祭祀而出现祖先和子孙之间的“爱慕的交换和连锁”。这时，家作为记忆的社会结构发挥其功能，由成员共享的记忆成为认同的核心，从而实现家业的永续。

柳田关于记忆的论述，还涉及到了历时的变化方面。他在《明知大正史世风篇》中讨论了通过记忆产生的和祖先的关系是如何随着坟墓形式、葬礼制度的变异而发生变迁的。他指出，“提到纪念祖先，现代人总想象为上面刻有文字的冰凉的石塔，其实不然”，他认为死者一般被埋在远离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中，在更古的时候，人们常常把周围的树木、岩石作为埋葬地点的标志。由于这些标志都是天然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被忘却。柳田认为“为了祭拜祖灵并进行供养，人们另设临时的祭坛，平时则把每个人血脉中的某些东西理解为永远的纪念。”由此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重视坟墓本身和祖先之间的关系。在此要注意的是：柳田以墓地为例，从“纪念”即记忆保存方法的角度，把祖先祭祀作为研究对象。

然而，“到了寺庙专司灵魂管理之职时”，亦即随着佛教的普及，上述的丧葬制度不得不随之变化。僧侣并不忌讳死亡的污秽，允许在寺院领地内埋葬尸体。于是，墓地从死秽无法作祟的远离社区的偏僻地点搬到生活区附近。随后，随着土地的不断开发，选定墓地越来越困难。人们不得不把葬地建在自己生活区域的附近。这种状况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坟墓的观念。“曾经是一种忘却的方法”的坟墓“后来变为永久的纪念地”，从而导致了大小石塔林立的状况。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墓碑逐渐变大。为战死者而建立的纪念塔得以普及之后更是如此。结果，产生了公共墓地不足的问题。

文中，柳田还关注了在不同地点埋葬和祭祀，即有两处墓地这一现象，并谈到了其变迁过程。他在发表于昭和4年（1926）的《丧葬习俗之沿革》中也涉及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这一问题作为两墓制的研究，得到了较大进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柳田在《明知大正史世风篇》中的论述解读为，他所关注的问题便是以坟墓为媒介而唤起祖先记忆的历史过程。就如前面的引文所说，柳田认为，坟墓作为一种忘却的方法逐渐变为永久的纪念地。而墓地的标志如果仅仅停留在栽树诸如此类的层次，那么“自然的忘却会静静地到来，（引者注……而作为墓碑的）石头却残酷地留住了人们的记忆”。柳田讨论了死者的埋葬地点及其标志等物质条件，如何对祖先观念的意识化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由于柳田把坟墓作为对象，讨论了那些唤起有关祖先的集体记忆的要素和其相互关系以及变迁问题，他的论述也可以被视为动态的历史分析。

从家的永续这一角度看，一系列的供养仪礼、尤其是最终年的祭祀成为柳田祖先研究的关键所在。柳田把它视为一种分界线。死者从此改变其性质，不再是带有污秽的、不安定的死灵，而变为护家的、稳定的祖灵。关于祖灵化过程，已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了研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柳田已经抓住了祖先和子孙的关系问题是经过最终年祭祀从仪礼层次进入诸如爱慕、追慕等情感层次这一点。在这里，有一种为了家永续的策略。它通过记忆，把有关家的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柳田的祖先研究给我们展示了通过家把握集体记忆问题的视角。在他看来，家的永续和祖先祭祀是密不可分的。

本文选自《记忆与祖先观念》一文（矢野敬一著、西村真志叶译，出自《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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