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卑微，没有太多的学识。俗语说，缺什么补什么，在这位草根皇帝的英明领导之下，昔日的大明朝上启皇子，下至太监，开始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经籍刊刻工程，由此为后世留下了备受藏家珍视的“藩刻本”和“经厂本”。

众藩王刊刻传世珍品“藩刻本”

    藩府刻书是明代版刻中的一大亮点。

    据史载，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分封同姓的制度，将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这些藩王俸禄优厚，还握有兵权。然而自燕王朱棣发兵靖难夺取皇位后，中央深知藩王统兵之害，便采取种种措施，削夺兵权，限制他们的自由，如不许在京任官，不许应试科举等等，迫使藩王远离政治。于是，藩王们沉湎于琴棋书画，有的利用自己充裕的财力和丰富的藏书，刻书传世，即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明王朝先后封王60余个，其中一半以上曾经刻书。比较著名的有蜀藩、宁藩、周藩、吉府、辽府、赵府、德府、鲁府、晋府、徽藩、楚藩、郑藩、潞藩10多个藩府。

　　宁藩献王朱权乃朱元璋第十七子，自号臞仙、涵虚子、丹丘先生。洪武十一年（1378）封王，就藩大宁，永乐中迁南昌。他天资聪颖，好古博学，既通经史，又旁通佛道，对音乐戏曲尤有研究，著有《太和正音谱》，是音乐史名著。后人曾编著《宁藩书目》1卷，记录刻书多达137种，由此可见藩王刻书之一斑。

　　下面我按时间顺序举几个藩府刻书实例。

　　永乐年间，周藩刻《普济方》；

　　洪熙元年（1425），宁藩朱权刻《臞仙神奇秘谱》3卷，琴谱，海内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正德十年（1515），吉府刊《新书》；

明秦藩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嘉靖八年（1529），辽藩刻《东垣十书》；

嘉靖十二年（1533），周藩刻《诚斋集》4卷、新录1卷（牡丹百咏、梅花百咏、玉堂春百咏各1卷，周藩宪王朱有燉诗文集，刊刻距去世已近百年）；

　　嘉靖十三年（1534），秦藩在西安刻《史记》，以黄善夫本为底，与王延喆所刻同出一源，刻印俱佳；

　　嘉靖十四年（1535），徽藩刻《锦绣万花谷》；

　　嘉靖十六年（1537），晋藩刻《元文类》；

　　嘉靖十七年（1538），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

　　嘉靖二十三年（1544），蜀藩刻《栾城集》；

　　嘉靖三十年（1551），徽藩刻《词林摘艳》10卷，写体上版；嘉靖四十四年（1565），鲁藩刻《抱朴子》。这两者都是藩刻本中的佼佼者。

　　嘉靖年间还有赵府味经堂刻《书传会选》、《严氏诗辑》，赵府居敬堂刻《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赵府冰玉堂刻《六臣注文选》；

　　万历元年（1573），益藩刊《玉篇》；

　　万历二十四年（1596），郑藩刊《乐律全书》。

　　藩府刻书，兼具官刻和私刻性质，时间长、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所以，受到后世藏书家珍视。

                              
                                         明秦藩本《史记集解索引正义》

明代宦官刊刻“经厂本”

    提起宦官，人们多无好印象。但明代宦官在印刷史上做了件有益后世的事，就是刻印诸经，史称“经厂本”。

    司礼监是明初设立的十二监之一，其地位最高，在十二监中为第一署。司礼监首长与宰相地位相等，可见其势力之大。司礼监下设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汉经厂专刻经史子集四部汉文书籍，番经厂刻佛经之类，道经厂则刻道藏。后人多将司礼监所刻之书称为“经厂本”。“经厂本”特征明显，黑口、白纸、赵体字，颇具元刻本遗风；书品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初印本卷首多钤有“广运之宝”的红色方印。它纸墨上乘，装潢讲究，形式虽然美观，可惜主事者多为太监，文化程度不高，故校雠不精，后代藏书家不甚重视，文献价值并不高。但时至今日，历经四五百年，其历史文物价值却不容忽视，亦当以善本视之。据我所知，有这么几部：

    正统十二年（1447）的《四书章句集注》（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五伦书》、《礼记集说》。

    以上文字摘自孟宪钧、陈品高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纸润墨香话古籍》，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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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采用问答的方式，问答之间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有关于古籍的专门性知识。内容上，该书为读者详细讲解了古籍、古籍善本的标准、古籍版本学、古籍的分类、古籍辨伪、市场价格等等，既有学术价值，又兼具很高的实用价值，是专门性学者以及古籍收藏爱好者首选的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