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德军，靠行贿为自己铺路子，成为拥有27亿资产的“福布斯”榜上富翁，现因十年行贿了2800万元而成为了阶下囚。但还是不禁要问：司法机关和媒体对王德军严厉惩罚、口诛笔伐，将来还有几个行贿人愿意指证那些腐败分子？

有两种观点一直困扰司法界：一种是认为目前刑法规定的行贿罪，一般对个人行贿不处于罚金刑，对追诉前能坦白交代行贿事实的，一般减轻或免于刑事责任，而且个人行贿罪立案的前提是一万元（特殊情况除外），这对打击引起腐败直接原因的受贿行为不利。另一种是认为因为有行贿犯罪罪名的存在，客观上为侦破受贿案件造成了困难，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因为担心刑事责任，“主动交代”的少，“自首”和“检举揭发受贿罪”更不多，这说明追诉行贿犯罪不利于反腐。

笔者认为，行贿行为即使腐败的前提，理应成为法律禁止的行为，但当前反腐形势之所以前“腐”后继，与行贿罪的存在有很大关系。一些腐败分子之所以敢收受行贿人的钱，就是因为收贿和受贿很容易将他们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行贿人将来反目，也不敢诉求于法律；即使行贿人将来“出事”，他也会为减轻行贿犯罪责任，而尽量隐瞒事实，所以行贿罪的存在客观上支撑了受贿人的胆子。面对当今的反腐形势，用逻辑关系的法理推论行贿罪与腐败的因果关系已显得不太重要，相反，反腐的“功利主义”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尽可能地废除行贿罪，就是消除腐败分子手中的王牌。笔者认为废除行贿罪（不等于不追究可能存在破坏经济秩序罪等其它责任），至少有三条原因：

一是从国情看，由于中国市场经济规则不完善，国民素质不高，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还达不到完全的公平、公正、公开，在强势政府面前，企业和个人要抓好机遇、加快发展，几乎没有不行贿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与偷税漏税、走私等采取不法手段谋取利益相比，行贿后创造的财富只能说一律说成“不法”，而应是“不正当收益”。行贿罪以行贿数额作为立案和定罪依据，显然违背了行为性质同等的定位，行贿一位乡级干部1000元，与行贿一位省级干部10万元，行为本身并无不同，一个定罪、一个不定罪，这是极不合法理的。而且行贿人本身的行贿行为往往是逼迫无奈的，有多少行贿人没有请托事项而行贿？又有多少人愿意散尽家财去行贿，而强势的受贿者有意或无意地制订了行贿规则，不行贿就根本无法实现应该享有的同等权利，从国情高度看，行贿者本身也是弱者和受害者。

二从司法实践看，如果越来越多的行贿人被“绳之以法”，这恰恰给在特定的时间、场合愿意公开受贿行为的人“上了一课”，特别是涉及数额巨大的，无论他是否“招供”，都将定罪量刑，谁还愿意配合大案要案的查处？这对查处单位行贿行为特别起到不好的效果，因为根据我国《刑法》，单位行贿行为数额达到立案20万以上下限的，均要处以刑事责任和罚金刑，在追究单位刑事责任时，往往责任不明确，而罚金标准巨大，对任何一家单位来说，都宁愿不揭发受贿行为，甘愿行贿。

三、从国际反商业贿赂公约来看，国外先进国家，均对“在追诉前交待事实行为”的行贿人不追究任何责任，这给受贿者以极大的风险，因为任何对他行贿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以在无责的情况下，公布其行贿行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一个国家，规定受贿者在追诉期前交代其受贿行为，而此时行贿人没有交代，该国家法律免于受贿人受贿的刑事责任，对行贿人行贿行为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种做法也很值得我们学习。

因此，笔者认为修改有关法律条款，免于“在追诉期前交待行贿事实”的行贿人行贿责任，是反腐的一个真实转折点。当然，免除行贿责任不等于不对行贿造成的其它后果追究罚金处罚，如破坏经济秩序，违反了治安条例，应依法给予罚金处罚。前文提到的王德军，因其在追诉期前未交代行贿事实，而且他破坏社会经济和法治秩序，所以，并不值得我们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