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灵魂诊疗

葛红兵

我出生在农村，童年记忆多被饥饿和倾轧填满，要把这个记忆清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文学立场；我的精神成长则在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文学几乎是惟一的救命稻草，文学可以让我逃离故乡，身体上逃离，精神上也逃离。

文学的确帮了我的大忙。我写《未来战士三部曲》的时候，身体经受着慢性胃病的折磨，身份上暧昧不清，似乎博士在读，前途光明，又实际上身怀卖身契，永不能超生。但是，科幻让我短暂地离开身体和身份的焦虑，让我度过了两年难熬的时光——我一有空就躲进科幻，那是我的天堂。接着是《我的N种生活》，很多人说，这部小说让我成为新生代作家的一个代表人物，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有个什么新生代，又能被代表，但是，我的确是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自我赦免，或许我关于“我这么聪明，又这样努力！为什么我总是不能成功？”的质问，叩开了不少人的心扉，是一代农村孩子进城后的共同感。

再后来是《沙床》，我们总在做错，总在小心翼翼，却认认真真地犯错，总以为这些错误不会被发现，可以随心所以却不受惩罚，但是，《沙床》让我看见上帝，它在天上，它让你窥见内心的罪孽，这罪孽是何其的深，以至于任何外在的折磨与屈辱都不能抵消它的万一。写完《沙床》，我就知道自己是谁了，不再逼问世界，而是逼问自己。但是，《沙床》并不能让我安妥，我需要更加强大的自信，在世俗和神圣的领域同时证明自己。我写了《财道》、《上海地王》等等。然而这些就是我要的文学么？肯定还不是。我说我要为我的故乡写一部小说，看完莫言《檀香刑》这个念头就有了，1999年，觉得这个小说可以获诺奖，但是自己写不了，后来实验写《过年》，想温情一点。也的确做到了。

然后，佛陀开始同时发酵。如何让自己活在一种本真真理中？让自己不恨、不贪、不嗔？这才发现文学只是工具，它本身如果不通往本真真理，其实什么也不是。

安慰自己不是好文学，要心里有世界，让世界得大安慰才是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