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箪诗歌：怀上我们的孩子

           简明   薛梅

    一箪诗歌进行了这样一种创作探索：跳出“系统逻辑”的怪圈，把自我从传统思维的曲线中“摘”出来，动亦随心亦随性，静亦随性亦随心。一单臆语所浇灌的“自由之花”，在貌似轻佻的抒情表象下，隐藏着另外一层深意，“怀上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之外，现实之外/粗糙的生活”—— “不要对这个世界动真情”，挣脱的正是那种道貌岸然又虚情假意的伦理枷锁。

    最好是前进中的好——每一件杰出的艺术品的诞生，都必将以冲破僵化的“思维系统”和世俗的“价值系统”为代价，画地为牢，束缚思想，从而使人类精神在自觉不自觉中，沦为“自我”的傀儡。这就像数学系统中怪圈悖论：著名的爱皮梅尼特悖论。爱皮梅尼特是一个克里特岛人，他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撒谎”。假如他的话是对的，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是在撒谎，他的这段著名的话，就是错的；反之，假设他的话不对，那么作为克里特岛人的爱皮梅尼特就没有撒谎，他的这段著名的话，就是对的。但是，无论采用哪种假设，爱皮梅尼特都无法自圆其说。显而易见，正是悖论中的“捣蛋鬼”——自我相关，制造了虚假的“系统”。因此，排除悖论，可以套用一句北京土话，就是必须把自己“摘”出来。

    《怀上我们的孩子》既是一种精神成果，更是一种思想结果。它撕开了伪秩序、伪道德和伪伦理的面纱，摒弃了貌合神离、造作庸俗的传统系统，身心俱往地走向自然纯美，走向灵肉结合，走向天人合一。像一只习惯了在云层下抖动翅膀的鸽子，有一天忽然飞到了云层上面，鸽子重新俯瞰曾经的荒草、山冈、空谷、秋风、野花和白云，仿佛天堂美景降临人间，世界因此而香甜芬芳、自由快意：

山野寂静，荒草摇曳

天人合一，秋风萧瑟

学大文豪雨果，在雨后初晴的山冈

怀上我们的孩子

学哲人周国平，在夏日书房的地板上

怀上我们的孩子，学诗人雅罗米尔的母亲

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

在布拉格人喜欢去散步的空谷里

在一块巨岩下怀上我们的孩子

          ——《怀上我们的孩子》

　　《怀上我们的孩子》有场景：“雨后初晴的山岗”、“夏日书房的地板上”、“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一块巨石下”；有人物：“文豪”、“哲人”、“诗人”；有故事：“怀上我们的孩子”；具备了结构一部小说的全部要素，但是——诗意的一箪，将它们锤炼成了诗歌。
    诗歌是两个完全陌生的词汇之间擦出的火花，而小说则是几个互不相干的事件之间搅起的涡旋；诗歌似闪电，小说如天空；诗歌似一见倾心的爱情，小说如白头偕老的婚姻。

　　 一箪说：“写作于我纯属孤独时的叙说，而孤独于我却是长久的”。一箪还说：“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坐落在深山老林里的一所古老的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所散发的孤寂和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的流光溢彩和青花瓷瓶在烛光下映照出的梦幻色彩所陶醉，我愿意终生流放在这样一所房子里，如寂寞的守墓人”。
    《荒诞元素》和《不要对这个世界动真情》就是这种“孤独时的叙说”和“老房子”，它们的臆语成分甚至更浓。《荒诞元素》揭示了社会系统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异化：“多年前我爱上黑夜/爱上了叔本华和尼采/多年以后，我变成悲剧”。《怀上我们的孩子》成功地把自己“摘”了出来，《不要对这个世界动真情》又成功地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不要说我无病呻吟/我比谁都快活/我是一个不喜欢戴面具的人/或者我从来就不戴面具/就像一只松鼠蹦蹦跳跳的/从这个树杈蹦跳到那个树杈”。
    人性与自然、感性与理性的合一，归还了“自由”的真正意愿。
    一出一进，一箪还是本来的一箪吗？

附：一箪诗歌

怀上我们的孩子

牵着手，一齐向那个山涧走去

爬山涉水，赤足过河

乡音几许，鸟鸣几声，野花几朵

鹞鹰在空中盘旋，白云在天边缱绻

几只鸟口衔野花逶迤而来

山野寂静，荒草摇曳

天人合一，秋风萧瑟

学大文豪雨果，在雨后初晴的山冈

怀上我们的孩子

学哲人周国平，在夏日书房的地板上

怀上我们的孩子，学诗人雅罗米尔的母亲

在某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早晨

在布拉格人喜欢去散步的空谷里

在一块巨岩下怀上我们的孩子

荒诞元素

多年前我爱上黑夜

爱上了叔本华和尼采

多年以后，我变成悲剧

喜剧变成悲剧，成了悲观主义

我在生活之外，现实之外

粗糙的生活

不要对这个世界动真情

不要对这个世界动真情，说真话

不要指望它窗明几净，阳光明媚

只有树上的鸟儿知道

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究竟有多少自由

不要说我无病呻吟

我比谁都快活

我是一个不喜欢戴面具的人

或者我从来就不戴面具

就像一只松鼠蹦蹦跳跳的

从这个树杈蹦跳到那个树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