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小说家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双重窘迫：一个是现实人生，另一个是小说人生；一个是现实自我，另一个是小说自我。在小说家眼里，现实既是日新月异、活脱生动的；同时又是千人一面、平淡无奇的。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家才有了自己义不容辞的承担——将那些沉淀在日常生活中的、常常被忽略的、意味深刻的部分甄选出来，以警示世俗的人们和平庸的现实。

 曹明霞新近发表在《大家》上的两部中篇小说《我们的爱情》（刊于《大家》杂志2005年第1期）和《这个女人不寻常》（刊于《大家》杂志2006年第2期），均以女性的视角，讲述当下生活中普通女人的情爱故事。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结局各不相同，但她们在冰冷的现实中，从希望到失望、从奋斗到挣扎、从无奈到听天由命的过程，却是那样的相似。任何一个女人的一生，都是一段情感的历史。曹明霞笔下的女人，无论是《我们的爱情》中的小市民吴越、吴梦、吴楚三姐妹，还是《这个女人不寻常》中唱“花旦”的演员范梨花、姐姐水英、妹妹小露等，婚姻状况都无一例外的存有某种缺憾。吴越“和木子他爸分手”后，已经八年“没有再碰过男人”；白净清秀的二妹吴梦为了找一处容身之所，糊里糊涂地把自己嫁给了有点斜眼、“小老头一样的男人”；精致玲珑的三妹吴楚，“却找了个猪一样肥壮的江涛”；范梨花“当初为了事业，把丈夫都抛弃了”，却分别委身交管局副局长老交和电视台的小黄；姐姐水英和妹妹小露则一个缺丈夫，一个缺孩子。残缺的婚姻，导致了她们残缺的心理、心态和生存现实，也导致了她们更为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像蚂蚁一样弱不禁风的可悲命运。

 在物欲横流，“快餐文化”、“速食经济”和“方便性爱”成为时尚，在商品主导一切社会活动的今天，中篇小说《我们的爱情》，可以称得上是一面理想的旗帜。虽然小说在文本意义上并没有试图创新，叙述也是以写实、贴近和辛辣的手段沿袭传统，但曹明霞的贡献在于：她精巧地埋藏在小说主线中的象征指义和暗示，随着故事的展开和推进，读者能够强烈感受到吴越、吴梦、吴楚三姐妹命运背后的挣扎、呐喊和精神诉求。在小说的开篇，三妹吴楚曾经发问：“姐，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三妹的命为什么这么苦，我也不知道。我的命也很苦，命运的问题我一直找不到答案。三妹起码还能问问我，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妈妈，我只能问上帝。在很多个苍茫的黑夜，我一遍又一遍地请问上帝，但上帝始终沉默。

 抓住婚姻稻草死死不放的三妹吴楚，也许真的认为：失去了婚姻，失去了男人，她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一切。她为此失常变态，甚至要“在某个夜晚，趁他（江涛）睡熟的时候，一锤子砸死他。”在小说的结尾处，已经失去了信心的吴楚万念俱散地对吴越说：“我们没有爱情，是吧，一厢情愿的都没有。我们一生都快过去了，却从来没有过爱情。”

三妹的问话让我突然热泪涌流，在这冰冷的夜晚，在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冰冻凝结的时刻，我的热泪波涛滚滚。是的，我们没有爱情，虽然我们渴望爱情，还经历过婚姻，可是爱情这东西，好像一生都与我们无缘。

可是，我们信仰爱情。

《我们的爱情》和《这个女人不异常》以关注女性命运来关注女性独立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小说中的男人都是在女人的挑剔中出场的,他们或者可怜卑微,或者粗俗得连吃相都令人厌恶,或者吝啬好色。曹明霞在剖析这些男人的时候，使用的不是显微镜，而是手术刀，并且冷眼旁观，刀刀见血，显示出曹明霞处置自己的小说人物时，自信、沉着和强烈的主观色彩。《我们的爱情》和《这个女人不异常》在语言上也独具特色，精彩之处颇多。如：比喻三妹吴楚气急败坏又痛不欲生地打电话诉苦，“吴楚的电话声光电”，形象而别具味道。如：“应该说江涛的这份殷勤是把双刃剑，即劳务天下，又坐享其成”；“江涛跟男人动心眼儿，三妹倒没什么意见，可是江涛跟女人征战裤裆，让三妹操碎了心。”再如：吴楚“时常在江涛的饭里，抖点添加剂，她的目标是把江涛喂成一头猪。”奚落尖刻，直指要害。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变得像猪一样麻木不仁了，这不仅仅是曹明霞对现实现状的深刻反思和道德批判，也不仅仅是小说家不疼不痒的人文关怀。曹明霞用一群底层女人的命运悲喜，观照的却是：人类区别于猪类的高贵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