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流氓”二字，一般都与“地痞”、“阿飞”联系在一起，专门从事违下三滥勾当。它的基本特征可用十个字概括：无耻、暴力、欺骗、淫恶和无道。谁要戴上这个花环，无疑孙悟空戴上紧箍咒，成为正义善良人们深恶痛绝的靶子。我家对门老大姐爱骂人“臭流氓”，虽然意味深长，也将为非作歹的行为骂上高潮。流氓有点臭，在民间社会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长期以来，人们对流氓的理解，侧重偏重于狭义理解，似乎演变成一种历史习惯。流氓作为国家社会的颠覆者，承载制度舆论的口诛笔伐，始终站在被告席，不为国家和社会所容忍，灰头丧气过日子。流氓的贬义程度，跨越朝代时空，几乎众口不难调地谈流氓变色。反流氓的情绪与冲动，深埋雪藏在人类遗传基因内，一旦外部形成声讨气候，不用宣传发动，准有一大批卫道士们出面呼应，很少有人为流氓说情翻案。

为了撰写与流氓有关的文章，我专门破解过流氓的本义，研读了高秀清、张立鹏著述的《流氓的历史》，沿着职业、行为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步入对流氓概念的界定，基本弄清流氓的基本面目。回过头看，《流氓的历史》更强调流氓的行为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某些形式和现象，缺乏语言、文化、主义及美学等精神层面的探索，仍属于狭义的流氓范畴，特别局限于古代近代史，充满学术沿革的味道，远离当代社会的氛围与环境。

我能够搜寻到如此系统的参考资料，应该算是雪中送炭，用文字对付流氓绰绰有余，以为找到流氓的渊源及母河。比如书中介绍，流氓在各地称谓有异，日本谓“浪人”，北京谓“土混混”，杭州谓“光棍”，扬州谓“青皮”，上海谓“白相”。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我凭借复制来的流氓知识，游走在某些场合口若悬河地卖弄几下，虽然不是原创，也显得百事通万事能。

一本新书的莅临，打破我陈旧的流氓梦。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流氓的盛宴》，闪亮步入我的书屋床头，躺着读理性的文字，大脑有点反倾销，干脆正襟危坐地肃读，防止出现眼不搭界脑不下载现象。我以前读过朱大可的著作，感觉他的文本式学术风格枯燥乏味，严肃不活泼。每次走近他，都需要预先埋设勇气和耐性。此次阅读《流氓的盛宴》，改变了我内存的偏见，朱先生关于“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无论研究成果、理论观点以及表现技术，理性却不脱水，入流却不随意，先锋与另类综合，传统与现实交叉，当之无愧地处于领先地步。

朱大可摆脱对流氓狭义定论的束缚，倾尽十几年的思考积累，站在时代制高点，从广义的角度直接向当代流氓现象开火。在他看来，流氓是遭到国家家园厌弃、被迫丧失土地家园以及丧失灵魂家园者的总和。具体表现在五个阶层和群体，分别是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游民。以此为基本框架，他注重从精神方面研析解构流氓的话语。

最为关键要害的地方，朱大可提升了流氓的文字地位，甚至个别章节与语句，不乏褒扬推崇流氓的色彩。以流氓话语为突破口，涉及当代中国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点击流氓的思想层面，需要强大的文本支持，需要敢为人先的“亮剑”精神。流氓落在朱大可的笔下，自然而然渗入到政治、哲学、文化、美学等领域，打造出八大菜系全占又全不靠的流氓盛宴。

探究当代流氓话语的起源，鲁迅先生的“鲁语”难脱干系。他的鞭子意象，提升了“酷语”的暴力指数。中国摇滚大王崔健，以流氓的姿态探求内在身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被朱大可扣上“一无所有的流氓”帽子。“下半身”诗派旨在传达反叛力度，开启了流氓美学的后门。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颠覆文学权威，一时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王朔主义就是流氓主义的代名词。朱大可不厌其烦地透视当代中国文化现象，寻找开发色语酷语秽语的资源，只为构建流氓世界。他寄予流氓新的定义释解，拓展开读者视野，反复挑逗追随流氓足迹的兴趣。

别把流氓当流氓。朱大可新流氓学明示读者，广义的流氓群体除了那些反道德、反法律的混混外，也包括战斗在精神层面的另类先锋。我借朱大可的观点给流氓重新定性，至少从贬义回归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