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瓶同谋》（The Aquarian Conspiracy，Marilyn Ferguson著，廖世德译，方智出版社1993年出版）连载一
这个同谋在人类历史上的根源既深且远。这个同谋属于我们所有人。

引  论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脑和意识的书。我对其中所谈的科学发现感受很深。这些科学的发现显示人类的能力远远超乎我们平常（the norm）的观念之外。那个时候，这种研究的社会意义，科学界尚未检证，一般人亦毫无所知。因为这种研究非常专业，透过冷门的期刊，行诸文字非常专门，每两三年出版一次，主要是在专业图书馆里流通。
　　一方面，科学以它素来的客观态度，却对人性，对实在界的本质，产生了惊人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又同时看到数以千百计的人有了自己主观的惊奇。利用种种方法对意识经验做有系统的探索以后，他们发现了学习速度加快、知觉扩展、治病与解决问题的内在想象力增加、恢复已经湮没的记忆等心灵现象。因这种探索而得到的体认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与种种关系。现在他们寻找的是使他们的经验产生意义的资讯。只要是这样的资讯，他们都乐于接受。
　　我的《脑革命——心灵研究的前线》（The Brain Revolution：The Frontiers of Mind  Research)这本书是第一本志在整合这一切研究的书。也许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本，所以我就变成了研究者的“票据交换所”。凡是在自己的发现中看到某种意义的，想做比较研究的，媒体里面对于大家突然对意识产生兴趣想了解其背景的，都会跑来找我。为了因应这种联系与交流的需要，我在1975年开始出版一份双月刊，名为《脑心公报》（Brain-Mind Bulletin）。这一份通讯包含了学习、健康、心理分析、心理学、意识状态、梦、坐禅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理论、新观念等等。
　　这份通讯后来变成了我原先过于低估的能量的避雷针。通讯一出，信件、电话便蜂拥而至。这种反应证实，不论在急进科学或急进经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新的领域。我在国内四处旅行演讲或主持会议时，往往就会发现这些先锋。新的展望开始影响生活。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实践主义（social activism）与70年代初期的“意识革命”似乎已经开始走向一种融合：这就是由个人的转变以迄于社会的转变——由内到外的转变。
　　1976年1月，我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无以名之的运动》（The Movement That Has No Name）。我在这篇社论里说：

　　一件重大的事情已经上路。这件事正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前进，可是却没有名称，难以描述。
　　《脑心公报》报告的虽然只是各种新的组织——着重追求健康、人文教育、政治管理等新途径的团体，但是这种运动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特质”，令我们惊奇。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充满了诡谲。又实际又超越。重视启蒙、权力、依赖，也重视神秘、谦卑、个人主义。既是政治而又非政治。推动这种精神的人，是纯粹的当权派，可是却又和摇旗呐喊的急进派结盟。
　　现代历史里面，医学、教育、社会科学、纯科学(hard science）（译注：在西方，纯科学是与人文科学有所区别的科学，指的是物理、化学等一类学科），乃至于政府，都感染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凡是运作流畅的组织，都不再制造阶层结构，也反对教条。对于变革，我们只能助一臂之力，不能抑制——此乃这种精神运作的原则。这种精神没有宣言。它似乎在对一种很古老的事物讲话。也许，由于兼具魔力与科学、艺术与技术，这种精神将在国王的人马失败之处成功。

　　或许，我说，这种难以言说的力量是一个观念，如今时机成熟了。这股力量已经壮大到可以命名了。然而这种人心所趋又有谁能够形容呢?
　　读者的反应以及其他刊物要求转载这篇社论，证明很多人都看到、感觉到了这股力量。
　　几个月之后，有一次我为一本讨论新近出现的各种社会生活的书策划大纲时，又想起这种运动那无一定典型的领导、信奉者的坚毅、可能不成功等特殊的形式。想到这里，我突然领悟到，像他们这样共用策略、互相呼应、彼此以微妙的记号辨认对方，其实不只是互相合作而已。他们在互相“串通”。这个运动是一个同谋（conspiracy)!
　　一开始的时候我实在不喜欢用这个字眼。一方面对这件事我不想煽情，另一方面这个字眼也有负面的联想。后来我读到一本精神修炼的书，书里面说到希腊小说家卡山札基（Nikos Kazantzakis）曾说他想“像同谋者一般”，向他的同志打招呼，这样他们才会为地球团结起来。第二天《洛杉矶时报刊》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温哥华对联合国居留地会议（United Nations Habitat Conference）的一篇演讲。其中杜鲁道引用的一段话说法国科学家兼教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经呼吁一种“爱的同谋”。
　　Conspire（同谋、共谋），就其原本的意义而言，意指“在一起呼吸”。这是一种紧密的结合。所以，为了彰显这种结合亲善的本质，我就用了aquarian（宝瓶的）这个字来形容它。我虽然并不熟知星相学，可是却颇注意我们的通俗文化里由于一个普遍的梦想所产生的象征力量。这个梦想就是，经过了黑暗、暴戾的双鱼座时代，我们即将进入另一个爱与光明的时代。以“宝瓶时代”（The Age of Aquarius）这一首流行歌的话来说，这个光明与爱的时代就是“心灵真正解放”的时代。
　　这件事不论是不是真的写在行星之上，我们都已经面临一个不同的时代。“宝瓶”这个古代黄道带上的水瓶象征的是盈满，是亘古饥渴的解除，所以是一个很贴切的象征。
　　这以后的三年便是反复研究、思考、修正本书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之内，这个书名也逐渐流传开来。它激起的反应总是一种惊愕兼惊喜。这些同谋者认出了对方，他们知道彼此已经串通好要去改变社会制度、改变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权力的分配等等。他们有的人在自己的信中签上“同谋者”这个名字。有的写信给我时会说“烦转宝瓶同谋”。这个标记似乎很适合用来促进这个运动的团结与“阴谋”。
　　随着人脉的日见伸展，这个同谋一天比一天真切起来。全国各地及海外各种团体并起。不论是对外的宣告或者对内的流通，这些团体都表达了一种信念，那就是：“我们正在一个大转变中……”“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觉醒的时期……”同谋者将我与其他同谋者联系起来。这些同谋者有政治家、公产或私产管理人、名人、想要变化其职业的专业人士、已经完成社会变革这项奇迹的“平常人”。这些人又使我再跟其他人以及他们的网路联系起来。
　　各种帮助的方式都不一样——协助研究、领导、个人流通文章或书籍、专门技术或知识、批评原稿、鼓励、协助发掘人类的憧憬及各个阶段转变的丰富历史。这些帮忙的人要的不是得到他人的承认。他们要的是希望别人感受到他们感受到的，希望别人也能瞥见我们的集体潜能。
　　1977年年末，为了检证我对这个同谋的评估及其信奉者的观点，我向各地区努力于社会转变的人士发出两百一十封问卷。两百一十封里面回收一百八十五封。这些人代表各行各业，其中有几个很有名，有很多个少有人知道，但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不过总合起来，要求匿名的只有三个。这是真真正正的“阳谋”。
　　参加这项问卷调查的人虽然有很多因为曾经公开发表意见，所以名字会出现在本书内文中，可是他们并不会因为回答问卷而给认出来。这项同谋本来不应该特别与这个人或那个人有关。许多人都默默地在为变革而努力。但是，一旦给认出来了，他们会觉得，在有人注意之下他们不好做事。更要紧的是，人为的分别会造成谁是同谋，谁不是同谋的疑忌。名称会使人的注意力放错位置。然而事实上不论谁都可以是同谋者。
　　我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敢用“同谋”这两个字。同样的，我刚开始写本书初稿的时候，也一直在躲避transformation（转变）这个字。这个字含有极大的，或许是不可能转变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只是整修，而是改造；再说“转变”这个观念也已经用得很普遍了。现在大家说到改变这个制度或那个过程时，都蛮自在的。讲到自己的转变，也不再那么敏感不安。这种转变是一种过程，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的一般趋势。
　　这个运动向来都是匿名的，不动声色的运作也很顺利。所以，现在要大家注意这个运动确实有一点冒险。因为，关于这个运动，永远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庸俗化、被人利用。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发生了。另一种危险是，转变的外观会使人误以为这是一条难走的路。
　　但是，这个同谋在人类历史上的根源既深且远。这个同谋属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属于这个同谋，但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感到此一可能性的人；对于已经绝望，可是愿意考虑希望之证据的人，本书划出了其中的种种向度。
　　为这个共谋命名、标位，就像在星图上画一颗新发现的行星一样，只不过是让原来就在那里的光可以看见而已。我们原来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哪里看。

                                           　　玛丽琳·弗格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