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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在餐桌上我们举行了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克里希那吉询问印度人的心智是不是在退化。阿秋提起在1931年，克里希那吉曾经和尼赫鲁及阿恰尔亚·克利帕拉尼（注：独立运动资深领袖，国大党杰出成员，国会主席）聚会，当时阿秋也在场。他说：“尼赫鲁和克利帕拉尼觉得印度必须获得政治的自由，然后才能得到重生。”克里希那吉却认为如果他们为了独立而忽略内在的重生，印度一定会迷失方向。尼赫鲁当时还年轻；他那机警而专注的心智了解重生的重要，但是他觉得要想让印度人的心智开花结果，政治必须先独立，印度人才能拥有探索的空间。阿秋当时同意尼赫鲁的看法。

        克里希那吉认为印度有史以来一直都象征着宗教精神。“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日本、整个东方世界和远东。印度宗教的核心精神和今日的世界有什么关系?”他问尼赫鲁。

        阿秋的话中一直带着深刻的情绪。克里希那吉安静地聆听阿秋的话，然后转向我们问道：“现在这份核心的精神还活着吗?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在印度，宗教的核心精神是除了‘实相’之外，一切都要否定。现在这份核心精神是否已经消失了?如果它还存在，面对西方世界及其价值观，它会有什么回应?”

        克里希那吉问阿秋：“你曾经说过印度这个国家拥有截然下同的土壤。古人用‘婆罗门’这个字来形容。古时候印度的宗教并不是以种姓制度或仪式作为基础的，这份对于核心精神的关怀曾经带来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现在这个埋在土壤里数个世纪之久的种子，有没有可能觉醒?”

        “这个觉醒的种子就是生命，而种子的开花结果就是回应。”我说。接着我又谈起几周以前去瓦拉那西的事。我和学者迦干那特·优帕迪雅讨论克里希那吉的教诲。他是大乘佛法的学者，专门研究龙树中观。他曾经参与克里希那吉的讨论。他说：“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克里希那穆提所用的辩证法，但是克里希那吉教诲的核心，确实是实相的充分展露。”接着他说他的许多同志都为目前所流行的印度教感到焦虑，于是他们转而皈依佛法。他们时常讨论如果佛陀活在今天，他会对他们说什么话。他们认为克里希那吉所说的话，就是佛陀要说的话。

        克里希那吉很有耐性地听我把话说完，但是并不准备接受我所说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全是印度人，你们都很清楚印度的文化，因此你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注意到印度现在的情况，譬如各种各样的上师和宗教仪式。同时你们也一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这样的宗教精神如果还存在，它和以信仰为基础的西方宗教有什么关系?”接着克里希那吉问道：“如果根本没有关系，那么从这份精神中能不能出现重生?如果这份核心的精神在印度消失了，那么东方和西方是不是会越来越接近?”

        接着他说道：“显然最早的印度人曾经拥有过真理。他们的身上展现了真正的宗教精神。印度的土地曾经留下诸佛以及古佛的印记。现在的世界却充斥着占星家和各类的上师，这是不是意谓真的东西已经不见了?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从未有过大疑之心。在印度，大疑之心一直是宗教的一部分。这份质疑的能力现在是不是减弱了?——它是不是逐渐变成了信仰?你们是否能认清，大疑之心就是印度曾经拥有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基督教以信仰为基础，质疑的思想是被否定的，甚至被视为异端。在印度和亚洲世界，大疑之心却是宗教的探索原则之一。现在这份质疑的精神是否已经消失了?印度是不是已经加入了西方的洪流?如果大疑之心仍然存在，它是否已经被扼阻?于是我们就失去了那份活力?质疑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洗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