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在生命中寻找方向的人

　　到一九九六年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双鱼座。
　　双鱼座很有梦想，不太务实，挺有矛盾的性格，又有些直觉力等等，都能在我身上找到印证。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自己想成一条长着两只肥头大耳的双鱼。
　　何况，这条鱼一直还游得挺快乐的，又那么幸运。
　　一九七八年，大学毕业。
　　在那个全台湾都在追求外销的年代，去应征工作，亮出台大国际贸易系的帽子，总会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实际去面谈的时候，对方看到你拄着一双拐杖，又总会叫你等候通知。
　　人要创造自己的命运嘛，所以我干脆和朋友一起开个贸易公司。
　　志气很大，但是写多少开发信也没人回，不到三个月就倒闭了。事后回顾，不知道和公司英文名字有没有关系。英文名字，当时直接从中文“盖亚企业”音译，称之为"Gay&Company"是也。
　　之后，我在一栋混杂着谋杀命案、黑道老大、小弟、赌徒、舞女、应召女郎的大厦里，混了大半年。
　　山穷水尽之际，听说去韩国客串跑单帮是条路子。带些台湾的药材回去，再换些毛毯和人参回来。算盘打的，没有一本万利也是一本三利。
　　但是任何工作都需要专业。跑单帮也是。想客串一把的我，偷鸡不着蚀把米。债上加债不说，连回台湾的路费都没了。
　　因为欠债不少，回台湾也没出路，在当时还叫作“汉城”的首尔流浪了一阵。走投无路，有人建议我不如在韩国留下来，去华侨中学当个老师。生活稳定，有了收入，再徐图还债。
　　这种建议听来很稳妥，但不是我要的。有点像是包了糖衣的毒药。走上这条路的话，当初又何必去台湾读书？
　　还好有一位真正专业跑单帮的先生，出了个主意。居住在韩国的华侨，有一种需要定时更新生效的暂时居留权。当时，如果放弃在韩国的居留权而回台定居的话，台湾有一个特许，可以多带一些东西通关，不必上税。
　　这位专家说，如果我放弃韩国的居留权，把这个通关特许让给他，他就回报我一张回台湾的机票。
　　我说，那好。
　　不知怎么，从小我就觉得“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中，有一种美感。
　　把自己认作是双鱼座的时候，觉得这都是爱好梦想的特质在作祟。
　　我就这样身无分文地回到台北。一位叫柳耀中的朋友接济我，在兴隆路跟一位二房东分租了一间屋子过了几个月。
　　当时在党外杂志《八十年代》上班的二房东，叫郑丽淑。她看我每天在家里和太阳对望不是办法，说长桥出版社的老板邓维桢常去他们公司，在找英文翻译，问我要不要试试。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成为长桥的特约翻译。再不久，他们有个编辑的位置出缺，我补进去，正式进入出版业。
　　长桥这第一个工作，给了我当一个编辑的完整基础训练。
　　尤其，借着邓维桢先生要我开发一个英文学习杂志的机会，我大量阅读了各种国外期刊，还去台大的研究图书馆读了整整十年的《时代》（TIME）周刊，把一篇篇值得参考的文章影印下来。
　　我不只从头学了一遍英文，后来做编辑的视觉美学思考，也和那段时间的吸收有关。
　　创立《世界地理杂志》的陈明达先生，找我去筹办一本科技刊物《2001》，使我第二个工作有了独立主持编辑部门，实际动手编一本杂志的历练。
　　在《2001》的时候遇见一个日本人，请教他为什么日本读书风气那么盛。他说日本没有资源。我说台湾也没有。他说哪里，你们稻米一年可以产三次呢。
　　他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很大。我体会到人不要妄自菲薄。原来一天可以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话，之后就更练习工作到十六个小时以上了。
　　第三个工作，我去了《生产力》杂志。这原来是中国生产力中心几十年历史的内部刊物，石滋宜博士和副总经理万以宁，想要改版，面对市场。
　　黄明坚因为我当时失业，介绍我去应征，接下了试用三个月的改版任务。三个月后，石博士要我正式负责《生产力》杂志，不但要管编务，还要进一步为发行和广告业务负责。总之，当一个利润中心的主管，也可以说是负责一个有实无名的公司。
　　从《生产力》杂志开始，有些工作伙伴和我逐步建起长期的合作默契。
　　改版的《生产力》杂志，我瞄准中小企业，喊出“实战的经营智慧”，引起很多回响。有一天，《工商时报》副刊主任苏拾平打电话给我，说余范英发行人想认识我。
　　余小姐看了我一篇文章——《义气的朋友》，想见我。认识余小姐，开启了我人生新的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