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谈话延长那么一点，是好的。
　　1998年年底，我和一位译者，在来来饭店的咖啡厅讨论一份书稿。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下午，我们的话题有机会转到一个轻松的方向，聊起一部叫作《益智游戏》（Quiz Show）的电影。
　　195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教授，查理·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参加一个叫作《21点》（Twenty One）的对决型益智奖金节目，连续拿下十四周冠军，创下五千万人收视的纪录，轰动全美。他不但累积了惊人的奖金，上了《时代》杂志封面，还在固定节目里谈十七世纪的诗、谈几何学，成为风靡大众的媒体明星。然而两年后，有人开始检举《21点》作弊，节目内容事先有套招。主办单位和范多伦先是都否认，但随着司法单位的调查节节升级，最后连国会都召开了听证会，范多伦终于承认他“介入此事甚深”，无数支持他的观众为之哗然。
　　美国从此因为这个丑闻而形成一个规定：电视节目不得再由单独一家广告主赞助，以免独家广告主为了收视率而操控节目。今天我们熟悉的，电视广告划分为多少秒单位的模式，才由此出现。这个丑闻在20世纪的美国电视发展大事纪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那天我在聊天中得知，范多伦被哥伦比亚大学解聘后，如何又蒙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收留，以及他们两人后来的故事。
 
　　艾德勒在美国学界和出版界都是个传奇性的人物。早年因为想当记者，所以辍学去报社打工，后来为了改善写作，去上大学的夜间部课程。这时他读到了一本书，十九世纪英国重要的思想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传。知道弥尔竟然是在五岁就读了柏拉图的书之后，艾德勒不但从此为哲学所著迷，也开始了他在大学的正式求学。（不过因为他拒绝上体育课，所以没能拿到学士文凭。但是他留校任教，最后拿到了博士学位。）
　　艾德勒除了任教，写过第一版的《如何阅读一本书》（How to Read a Book）之外，还以主编过《西方世界的经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以及担任1974年第十五版《大英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而闻名于世。
　　查理·范多伦和艾德勒一起工作后，一方面襄助艾德勒的工作，一方面把《如何阅读一本书》原来内容大幅修编增写，因此，今天我们读到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作者是由艾德勒和查理·范多伦共同领衔的。
 
　　我因为对范多伦故事的好奇，而去买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几个日夜一口气读完那本书之后，最后不只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解决了我对阅读这件事情思考许久的疑团，也有了许多强烈的感触。
　　其中之一，是羞愧之心。我是个做出版工作的人，成日与书为伍，结果到那个春节前的两个月才知道这本书，到自己四十四岁这一年才读这本书，几乎可说无地自容。
　　为了让别人有个参考，不必浪费这么多时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任内决心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也成了合译者之一。之后在那本书的译序里，我不免惋惜地提到“如果在我初高中青少年时期，就能读到这本有关如何读书的书，那我会节省多少阅读的冤枉路？”
 
　　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朱敬一，在他《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信》一书的作者序中，也讲了他的一段心路历程。
　　他先说了自己大专联考时，只是对照前一年的联考录取分数，胡乱填写了志愿卡，进了台大的商学系。“不仅念大学科系是懵懵懂懂的，连我出国念博士、回国做学术研究，都是偶然的因缘。”
　　朱敬一在二十九岁那年就读取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博士，“但坦白说，一直到三十几岁，我才真正理解经济学与其它学门之间的关系。我三十岁起在台大与中研院教书、做研究。然而究竟什么是研究？知识探索究竟要经历些什么过程？研究者究竟在追求什么？这些问题也是几经折腾，才理出个头绪。”
　　因此，他说：“如果我自己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领悟个中道理，别人是不是也可能有类似的迷惘呢？年轻人如果因为迷惘而有扭曲的认知，或是做出错误的决定，不是很可惜吗？”
 
　　我大学和朱敬一同系不同组（他工商管理，我国际贸易）。我进商学系，也是胡乱填写志愿的后果。毕业后，阴错阳差地进了出版业，从此生活和生命都和书籍联结在一起。
　　两个成长背景天南地北，同一年读了同一所大学的人，毕业后一个在学术天地里摸索了十多年才明白知识探索究竟要经历些什么过程，一个要在出版世界里颠簸二十多年才体会到阅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面也许有巧合的因素，但也可能不只巧合，有一些必然的因素。
　　可能，在我们的周遭，对于阅读，对于知识探索，大家有着共同的困惑。──这个困惑，不因为他是否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或是否已经出版过多少种书籍而有异。
　　所以，我们不能不思索：这个共同的困惑，是怎么出现的？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共同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