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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惊失色、大喜过望与大憾不已——记《韩非子集释》与陈奇猷先生
(2007-09-10 17: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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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
分类： 网络与书 |
1995年年底，一天早上我被冻醒，披着被子起来随便找了一本书读，却解决了多年以来我对自己工作志趣的一个困惑，我曾经写到《工作DNA》中的一篇文章＜一个排斥了三十年的工作＞。
后来很多访问都谈到这一段，所以许多读者知道我从书架拿下来的那本书，是《韩非子集释》。
不过，对《韩非子集释》的编注者，我则谈得不多，因为我自己也实在了解不多。只记得在我第一次买的那个华正书局的版本的序言里，有一个印象是他是民初年间的人。后来，我在搬家过程里遗失了这个版本的上集，又去设法找了一个世界书局的版本。不过，一直不很适应这个版本的字体（尽管所有文字内容是相同的），也就比较少翻阅。
后来很多访问都谈到这一段，所以许多读者知道我从书架拿下来的那本书，是《韩非子集释》。
不过，对《韩非子集释》的编注者，我则谈得不多，因为我自己也实在了解不多。只记得在我第一次买的那个华正书局的版本的序言里，有一个印象是他是民初年间的人。后来，我在搬家过程里遗失了这个版本的上集，又去设法找了一个世界书局的版本。不过，一直不很适应这个版本的字体（尽管所有文字内容是相同的），也就比较少翻阅。
前几个星期，出版界为一些事情沸沸扬扬之际，我正在读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深奥复杂的中国思想，在梁启超笔下是三言两言就提纲契领，脉络清楚。我因而又乘兴细读《道德经》，加上又注意到司马迁说读老子必须与韩非子的＜解老＞并读，这才又把多年没有翻阅的《韩非子集释》从书架上拿下来，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解老＞。
这真的是让人大惊失色。果然我这几年自以为对《道德经》及其它一些道理所有的一点体会，又被韩非子的＜解老＞给彻底淹没。用“淹没”这个说法是对的吧。因为你那一点体会，人家也都提到，只是人家的体会之广之深之解说清楚，非你所能望其项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大惊失色，瞠目结舌。（之所以只能如此，还有一点。那就是，要读老子，必须跟韩非子的＜解老＞一起读，这个秘码原来也是近二千年前司马迁就写出来了，结果我却不闻不知至今。）
1995年读《韩非子集释》，因为韩非子在管理这件事情上的透彻而给我的震撼，到2007年又因为他对老子思想的透彻，让我又经历了一次。我不能不感谢编注这本《韩非子集释》的人。他把各种版本里面那么多疑难之处都做了查证考据，释疑排惑，才让读者有这么便利的享受与收获。
我这才认真想要多了解一些这位编注者，陈奇猷。
先看书的序文，再去网上查些数据后，可以知道陈奇猷之所以编注《韩非子集释》，起因于民国二十五年他就读北京辅仁大学时，跟他的老师孙蜀丞（人和）“治诸子。孙师勖余撰《韩非子集释》”。至于其理由，则是因为“治学莫若注释古籍。注释古籍最宜于促使学业增进。经、子二部，注经者多，注子者少。若选注若干种诸子，既可增进学业，又有益于文坛。”（〈一生心血，两部大书〉，高克勤，文汇读书周报）
陈奇猷再谈他的治学过程，“于时，并从陈援庵（垣）师受史学，从高阆仙（步瀛）受经学及文选学，从沈兼士师受小学，从余季豫（嘉锡）师受目录之学；从而得以经考源，以史明事，以小学释文，以目录征书，以选注综合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之大要”。《韩非子集释》的初稿，陈奇猷花了三年完成，但是其后又花了二十年时间前后修订四次之后，才在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我在台湾买的华正书局和世界书局两个版本，想必都是出自于此。）
在网上看到＜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让我有个最大的发现是，原来陈奇猷在《韩非子集释》出版后，还持续做了许多修订，“除了认识的深化之外，修改中主要吸收了《韩非子集释》出版后数十年间发现的不少新资料，如新出土的《老子》《黄帝四经》《马王堆帛书战国策》《包山竹简》等”，然后在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新的版本，名之为《韩非子新校注》。这真可谓令人大喜过望。
当天我就写信请北京的沈昌文先生帮我找一套《韩非子新校注》。承蒙他去书店大加搜罗，才找到目前已不容易找到的一套。我上个星期出差北京一趟，回来的行囊中，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这一套繁体字直排，虽然纸张略有透印，但是整体排版的阅读美感与享受，已难加挑剔的《韩非子新校注》了。
至于大憾不已，则是得知陈奇猷先生已经在去年2006年10月，以九十高龄辞世了。1995年我因无意中阅读《韩非子集释》，而对自己的工作及人生产生新的体认及实践，当时错以为编注者早已作古，根本没曾有过要寻找此人的念头。如果我早知道陈奇猷先生在世，一定会设法去见他一面，让他知道一个读者的谢意，让他知道《韩非子集释》曾经如何影响一个人重新认识出版的价值，让他把从小就一路排斥了三十年的工作从此安心地当作毕生志业。
这些，都只能是我这个读者永远的遗憾了。
现在，在这回到台湾的第一个周末，我只能用这两天时间，好好拜读《韩非子新校注》以为回报。
在网上看到＜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让我有个最大的发现是，原来陈奇猷在《韩非子集释》出版后，还持续做了许多修订，“除了认识的深化之外，修改中主要吸收了《韩非子集释》出版后数十年间发现的不少新资料，如新出土的《老子》《黄帝四经》《马王堆帛书战国策》《包山竹简》等”，然后在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个新的版本，名之为《韩非子新校注》。这真可谓令人大喜过望。
当天我就写信请北京的沈昌文先生帮我找一套《韩非子新校注》。承蒙他去书店大加搜罗，才找到目前已不容易找到的一套。我上个星期出差北京一趟，回来的行囊中，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这一套繁体字直排，虽然纸张略有透印，但是整体排版的阅读美感与享受，已难加挑剔的《韩非子新校注》了。
现在，在这回到台湾的第一个周末，我只能用这两天时间，好好拜读《韩非子新校注》以为回报。
后记：周末打开《韩非子新校注》，先看新序。除了看到网络上那篇文章所引用的一些说明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对书名为什么由过去的《韩非子集释》而改为《韩非子新校注》，做了解释。
1984年，陈奇猷自己的另一本代表作《吕氏春秋校释》出版之后，他重读《韩非子集释》，“发现错误不少，其中最大错误是”同意清朝学者陈澧的观点，认为“韩非解仁、义、礼三字之义则纯乎儒者之言，精邃无匹”。但是等他重新考研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之后，却发现韩非子的思想的确是如司马迁之说，“归本于黄老”。而一旦他发现“韩非之思想实是据老子‘小国寡民’之理想社会引导出其法治之理想社会，借老子之文发挥其法治理论”之后，用这个观点来重写韩非子的注解，“多数问题皆得迎刃而解”。这样，再加上他收录这些年来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书成之后，不但字数大增，而且注解与《韩非子集释》相比，“已面目全非，因定名为《韩非子新校注》”。
对司马迁近二千年前的“秘码”，对做学问这件事情的艰巨，皆深感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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