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外面的空气越来越恐怖，越来越紧张，已有不少的友人被逮捕了去，我乃不能不走。……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以前暂时躲避的几个戚友处，觉得都不大妥，也不愿牵连到他们，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那时，爱多亚路，福煦路以南的旧法租界，似乎还比较的安静些，便无目的向南走去。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秃顶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上面这段文字，并不是出自于什么谍报小说的情节，也不是敌后情报人员的回忆录。而是出自于一位在战争岁月里为搜书、救书而不惜奉上八年岁月，以及身家性命的人。一如文中所言，他是以殉道者的心情在做这件事情的。
　　郑振铎。这位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旗手级的人物，同时也以爱书成癖，爱书成痴而为人传颂。要了解他对书的感情到底热烈到什么程度，不能不看他怎样为书而在抗日战争中献身八年的经历。
　　1937年8月，日本进犯上海，当时人称“八·一三”事变，正式、全面揭开中日战争的序幕。
　　中国江南的藏书家，既多又有传统，战火一起，这些藏书家首当其冲，成了莫大的受害者。固然有些藏书家能把所藏迁移安置，不受兵火之累，但许多藏书也毁于兵火。更多的情况是，藏书家或是为了要赡救其家属，或是为了维持生计，纷纷出售其所藏。如此散出去的古籍，都集中到上海的书市，形成“是那么多，那么齐整，那么精好，而且十分的廉价”的局面。
　　这样的情势中，上海书市固然也有些行有余力，品味独到的个人藏书家在精挑细买，但更多的是来自北平的书商。“几乎每一家北平书肆都有人南下收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纵横如意、垄断南方书市之概。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阜似的。”
　　当时的郑振铎，在上海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战争爆发后，能走的人都离开上海了，郑振铎的许多亲友也劝他离开上海。但最终他却还是决定留在上海，不但留下，还一留就是八年。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
　　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么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他要为那些颠沛流离的书籍做些事情。
　　郑振铎在上海八年为书籍所做的事情，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四年，是收书；第二个阶段的四年，则是保存这些收到的书籍。
　　第一阶段四年，又可分前面两年与后面两年。前面两年，他主要只是进行个人的收藏。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古文学与典籍的爱好，觉得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许多原来深藏不露的珍本古籍既然开始流落在外，他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搜罗到，或起码看到久闻其名的一些书。他的想法，可以看一段深情告白：“我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我相信这些古剧决不会泯没不见于人间。他们一定会传下来，保存在某一个地方，某一藏家手里。他们的精光，若隐若现的直冲斗牛之间。不可能为水、为火、为兵所毁灭。”
　　但在他个人收书的这段时间，由于眼见北平来的书商活动日益加大，“江南的图籍，便浩浩荡荡的车载北去”，先是因为有好书必为其所夺去，而懊恼不已，但接着就起了一个疑问：“他们所得售之谁何人呢？”
　　郑振铎打听的结果是：北方的收藏家虽然也收一些特殊的书，但大半是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殿板书和开化纸的书，则大抵皆送到伪‘满洲国’去。”
　　有了这些发现，他不由得“忧心如捣”！一来是因为觉得这些古籍全都流落到美国人和日本人手上，将来需要研究的人还得到外国去留学。二来是，华北交通公司等收购的书，主要是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者，不说远的影响，光以当时的战争情况而言，他就担心为日本人用来调查物资，研究地方情形及行军路线。
　　在这个每天听到某某某某家的藏书又要散出，一个个北平书商又千方百计地想要钻营门路，拔得先筹，而自己又没有力挽狂澜的力量，郑振铎的苦闷是可以想像的。他和当时一些关心文献的人士（代表人士是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生先生）商谈多次之后，“我们对于这个‘抢救’的工作，都觉得必须立刻要做！我们干脆地不忍见古籍为敌伪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我们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重庆有了回应，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郑振铎在上海的第一个阶段后两年的生活展开了。他开始为国家而不是个人而开始收集藏书。请看他如何叙述他的生活：
　　“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晨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以外，我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帐。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本地的人。我有时简直来不及梳洗。我从心底里欢迎他们的帮助。就是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我也一律的招待着。”
　　书商带来的，往往是一些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支持他在失望中继续做下去的，则是有一旦有所得时候的那种狂喜。从他如何解释他那种狂喜的心情，我们不能不同意他被称之为书癖也好，书痴也好的道理。他是这么解释的：
　　“但在许多坏书、许多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八天，没有见到什么，但有时，在一天里却见到十部八部乃至数十百部的奇书，足以偿数十百日的辛勤而有余。我不知道别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着，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是那么温热，那么兴奋，那么紧张，那么喜悦。这喜悦简直把心腔都塞满了，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我觉得饱饱的，饭都吃不下去。有点陶醉之感。感到亲切，感到胜利，感到成功。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且保存一部好书了！更兴奋的是，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
　　郑振铎为国家所收的书，每一种都有他的激动与血泪。他的〈跋（月永）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值得一读。这一篇文章里又有他收书过程里，侦探小说般的紧张与悬疑，又有丰富的中国戏曲知识，又有他的独到见解，何其难得。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为日本占领，郑振铎的生活进入第二个阶段。情势险恶到他连收书的动作也停止了。此后开始的四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如何设法把已经搜罗到的书，辗转运送出去，或是妥予保藏。
　　这四年里，为了安全，他甚至不再能在自己的家里居住。他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我东躲西避着，离开了家，蛰居在友人们的家里，庆吊不问，与人世几乎不相往来。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在这四年里，我养成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的能力。”
　　这篇文章一开始所引的段落，也是郑振铎在这四年生活里的记录。而这段生活，终于以抗战胜利为结束。郑振铎的人生，又是另一番局面。
　　回顾郑振铎在这八年所做的事情，就一个后来的人而言，最大的感佩有几点：
　　首先，是一个书生的志气与力量到底可以发挥到多大。他为了保存古籍而奋战的那四年，“其初，仅阻挡住平贾们不将江南藏书北运，但后来，北方的古书也倒流到南方来了。我们在敌伪和他国人的手里夺下了不少异书古本。”
　　第二，他虽然爱书如命，一旦开始为国家收书之后，“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国家在购求搜罗着，和我们自己在购求搜罗没有什么不同。藏之于公和藏之于己，其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自己终究可以见到，读到的。”
　　第三，就算生活固然过得这么艰苦（第二个阶段东躲西藏，实在拮据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再把自己旧藏的一些书卖掉），一个爱书如命的人，则是绝不会让生活过得无趣的。后来他回顾，竟然还编印了许多书，整理了不少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他说。
　　1949年后，郑振铎担任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里的职务，最高做到文化部副部长。1958年他奉派到阿富汗等地访问时，不幸在苏联上空飞机失事罹难。
　　他如此爱书，因此也是个幸运的人。他不必赶上文革的场面，不必为书心碎。
　　（本文引用资料来自〈求书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