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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提到受益良多的第二个因素，是朋友。
　　朋友让我有了开朗而毫不自卑的个性。甚至有一些过头的地方。
　　我可以讲讲生平第一次听别人当面叫我「瘸腿」的经过。
　　那是我大二放暑假，回釜山时候的事。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约了在得克萨斯胡同喝酒。我去错了酒吧，叫了几声没看到人，正要出去，里座两位也是华侨中学毕业的学长要我过去一下。其中一位学长一本正经地拉下脸跟我说：「郝明义，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瘸腿，怎么到处看你这么嚣张？我在台湾西门町就看过你喳呼喳呼的，怎么连来个酒吧也这么嚣张？你不知道你叫人很不顺眼吗？」
　　那天我没有生气，也没有觉得难过。想到自己的形象与气焰，嚣张到如此令人生厌，能让那位学长气成那个样子，一方面觉得有趣，一方面也好奇自己怎么会「正常」得如此过头。
　　至于朋友在我成长过程中所给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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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三年十月之前，我从没谈过第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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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自己成长背景与个性使然，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残障」，也不愿意和「残障者」之类的称呼扯上关系。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根本上不同意「残障」的说法。我的基本想法是：人，各有不便。下肢不便而要拄拐杖的人，和视力不好要戴眼镜的人，并没有不同。或者，换个比方，在篮球场上，和乔丹比起来，太多人就算不拄拐杖，仍然不啻「残障」。「残障」应该是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一次接受采访的经验。我和记者再三说明自己的观念，但是出来的文章，我还是成了一个「奋发向上，不为肢体限制所困」等等的「残障有为青年」。我实在不觉得自己有多奋发——我在工作上有什么成果，固然有努力在内，也有运气在内，和「残障有为」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我相信对于「残障」最好的对待，就是不对待——没有歧视，也不须保障。「残障」在社会里的出人头地或遭受淘汰，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份，不须特别看待。我以不谈「残障」，不和「残障者」的活动扯上关系，来当作某种行动与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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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年，我上了刘铭和李燕主持的一个广播节目。下了节目后，也就向这两位不良于行的主持人请教了一下现在「残障」者的就业状况。本来我以为台湾今天的法令和社会环境而言，「残障」者的就业状况，应该大有改善，却发现不然。「残障」者的主要就业还是四个行业：按摩，算命，修钟表，刻印章。虽然根据法令，公私机构在一定规模以上不聘用「残障」者就得罚款，但大家宁愿罚款。
　　和他们的谈话，让我很意外。也让我头一次觉察到自己的主张与行动可能陈义过高，太不现实了。
　　于是我决定贡献一点心力，每个月用一天晚上，去广青文教基金会当义工，和一些朋友聊天——聊读书心得，聊大家生活里碰到的事情。
　　这样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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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义工的过程里，我头一次接触了许多身障朋友。他们碰到的问题，许多我意想得到，但还有一些，完全意外。
　　有一次，我们谈到宗教信仰。因为我自己从佛法受益甚多，觉得像《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对身障朋友面对人生应该很有帮助，因此就大力推荐起来。
　　在座的人脸色都有点奇怪。了解之下，我才发现那天到场的身障朋友不但对佛教甚为排斥，甚至可以说敌意很深。
　　我大惑不解。后来才明白，许多身障朋友从小就从周遭及家人口中得知佛教里有「因果报应」的说法。所以，他们的「残障」都是「前世造了业」。而他们经常因为这些所谓的「业」而被视为某种「罪人」。
　　有些身障朋友在家里甚至是次等公民，有外人来家里的时候，父母会要他们赶快躲进屋里，以免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