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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很苦恼于「文化」的定义。有些行业，被称之为「文化事业」。有些人，被称之为「文化人」。「文化」，似乎被界定了特别的作用与意义。我不觉其然，但又说不清楚自己的困惑，只得不断思考自己的定义。
　　后来找到一个答案。
　　文化，就是一个特定时空之下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观。足以提升这种共识与价值观的工作，都是文化工作。与行业无关，与人的身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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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池老师，再对照我所认识的韩国文化，让我特别体会到文化中共识与价值观的演变过程，是多么微细。稍稍用力大一些，小一些，其影响又多么深远。
　　今天韩国文化里一些浮面的例子，其根源的面貌应该大不相同。
 
　　着重形式与排场，其根源其实在于对「礼」的重视。
　　阶级观念浓烈，其根源应在于重视伦理。
　　爱好玩乐，其根源在于以农立国，重视四季节气的作息。
　　激烈的地域主义，其根源在于对乡土的热爱，对自我存在的重视。
　　行事激进而冲动，其根源在于勇于承担。
　　得意而易于忘形，其根源在于进取之心强烈。
 
　　根源再美好的社会共识与价值观，一旦这个环节那个环节的成份力量重了一点点，就变质出这么多糟滓。
　　文化也者，就是这么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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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韩国人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采取种种决心与行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从来不欠缺决心与行动，他们缺的只是对时间的耐心。
　　因为没有这种对时间的耐心，所以他们刚在一九九七年加入以已开发国家为会员的OECD组织，却在次年就成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牺牲者，被国际货币基金（IMF）介入，形成所谓第二次国耻。
　　因为没有这种对时间的耐心，所以他们刚在前两年以手机、影视、美容整形等新兴产业而令人刮目相看，并摆脱亚洲金融风暴的困境而自豪，眼下又面临了因滥发信用卡造成新的金融危机，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难题。
　　他们总在奋力一跃，而又总在奋力一跃之后发现新的踏空。
　　二○○四年台北国际书展上，我听一位韩国出版界的朋友告诉我，韩国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不但举国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更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经济与理财头脑，因此近两年最畅销的新书类型是，教中学生年纪的孩子如何掌握经济与理财。
　　我很担心这又是一个新的奋力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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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又想起池老师。
　　想起她在安养的住宅里那一种很特别的寂静，暖暖的冬阳把汉城的嘈杂隔在另一个世界的寂静。想起我那个朋友悄声说「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韩国人了」的口气。
　　我也重新找出她曾经为纪念父亲池青天，以及韩国抗日运动的人士而写的一本书，翻出她在前言中所说的一段话：「每当我去上坟的时候，总是听到一种呼喊的声音。从泥封土掩的坟墓，从寥寥刻着姓名三字的碑石，还是从周围的林木、草丛中，不可能出现那种声音的。然而，我却总是听到那种巨大的呼喊声。是谁？是哪些人？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如此放声大喊？我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想发现是怎么回事。」
　　她所热爱的民族，她所奉献心力而重建的国家，如此在历史中流变着，她看在眼里又是什么感受呢？她曾经说，她会在华侨中学待了那么久，「多少也是因为我对韩国社会起了点不满的心理」，那现在呢？
　　我想问她，但也一直不敢问她，不忍问她。
　　可是就在写到这本书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想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回答。
　　我想起她说的另一段话：
　　「每个时代，清醒的人多，那个社会就能振作起来；清醒的人少，那个社会就会走入灭亡。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清醒，但最起码应该要求自己清醒。」
　　「韩国社会，几十年来，清醒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做一个清醒的人很辛苦，第一要经得起穷困的考验，第二要经得起寂寞的考验。」
　　「要改善这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最好的方法，或是捷径，反而是最花时间的事：道道地地，真正地做好教育。」
 
　　文化的调整，还是要回到教育。教育是条最远的路，但也是最近的路。看它最远，还是最近，只是因为看待时间的角度不同。而我如果要提醒别人对时间多一些耐心，那么自己就必须先要如此。
　　池老师不会反对我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