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以为绝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也曾经以为完全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刚来台湾的时候，同是韩国来的同学特别容易紧密地聚合在一起。聚合的热情固然温暖了大家，但是也烧伤了大家。经常豁在一起饮酒作乐的结果，不但让大家的荷包同归于尽，更严重的是课业也一起沉沦。大二的时候，我收到一张满江红的成绩单，差点被学校扫地出门。
　　大四下学期，我更奇怪地进入了一个荒唐的世界。
　　我和一群赌场保镖、黑道混混、风尘女郎共同生活了半年之久。
　　在那栋区隔成一间间小套房的大楼里，我先和他们毫无牵扯，再因好奇而接触，最后变成日夜混在一起。
　　那一年冬天，台湾有很多重大事情发生，但都和我无关。记得连续几天醉生梦死之后，睡到一个下午醒来，出去把三餐当一餐吃的时候，感觉到一点异样的气氛，才知道美国和台湾断交了。那个新闻对我的影响也仅止于此。然后夜晚来临，大约云门在嘉义首演《薪传》的同时，我又回到那间因为欠钱而断水断电的小房间，坠入混杂着酒精、女人身上廉价香水，和地毯霉味的黑暗之中。
　　我可以眼看着自己的一步步下陷，但就像沉入一个沼泽，完全无能为力。所有的理想、期许，都云消烟散，我前无去处，后无退路，只有挣扎。越多的挣扎，又造成更深的陷落。找工作，面临了身障者就业的歧视问题。努力和朋友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公司倒掉还造成一笔负债。再和一位朋友借了一笔钱，回韩国跑一趟单帮来赚钱还债，结果血本无归，债上加债。
　　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我流浪在汉城，辗转借住于朋友家里，还有一间间廉价的旅社。大雪之后的一天，在一个地下道入口的唱片行门口坐着晒太阳，听免费音乐，竟然成了难忘的快乐时刻。
　　有人建议我，干脆回釜山，去侨社找个什么差事，慢慢还债。台湾的种种，就先不要想了。我勉强凑钱买了张火车票回到釜山，不敢回家，住在车站旁边一个小旅馆里，打电话偷偷约已经在工作的妹妹见了一面。想了一夜，眼看着就要走上一条看似安全，却没有明天的后路。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唯一能做的，就是干脆断了这个念头。
　　华侨如果放弃在韩国的居留权回台湾定居，可以借这个名义多带一些免税行李。于是，我拋弃了自己在韩国的居留权，再把多带免税行李的权利转卖给别人，换来一张机票。这样，我重回了台湾。那是一九七九年，比五年前刚来读大学的时候，更没有未来可言。
　　回到台北，一位名叫柳耀中的朋友帮我在兴隆路上找了个分租的房间，不时来给我送一点钱。尽管没法保证天天三餐不缺，但大致还过得去。只是不知道怎么还债，更别谈走出条前途。每天早上醒来，看太阳从东方升起，下午，看太阳西下。一天又一天地重复。一切的希望，似乎都已停止。
　　后来，名叫郑丽淑的二房东和我比较熟了，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接点翻译的工作。她在《八十年代》月刊上班，长桥出版社的邓维桢先生常去她们那里聊天，问她能不能介绍一些可以翻译英文小说的特约人员。于是我去见刘君业先生，接了生平第一个翻译工作。我就这样踏上了一个转折。
　　终于，我还是走上了从小就排斥的那条和文字、出版相关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