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把工作概念带进我生命的，是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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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是山东人。1920年代，他十来岁的时候，就出外谋生，1949年之后，定居韩国。
　　和大部份韩国华侨不同的是，他没有做餐厅生意。早年他在上海商行里当学徒，所以在韩国做的也是贸易，韩战之后尤其做得意气风发。
　　我在家里最早看到的照片，都是他来往香港、日本等地，风流倜傥地在飞机和吉普车上留的影。我最早接触的玩具之一，就是他收集的各式各类派克名笔。
　　也因此，多年后我走在路上，还是可以听到街坊邻居的韩国人指指点点地叫我「那个富翁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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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指指点点，是因为感叹那个富翁在他这个患了小儿痲痹的儿子身上花了多少金钱。「你知道吗？你爸爸就算用黄金来打造你，也高过你的个子啦。」这种话，我一路听大。
　　他们更感叹，这个富翁后来就那样一下子垮掉了。
　　1957至58年间，我两三岁的时候，一位远房亲戚为我遍寻名医而显了不少本事，我父亲因而赏识他，并经由他的引介认识了一些人，决定在釜山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投资兴建一家观光饭店。（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相当于台湾的高雄市。）
　　饭店建到七楼还是八楼的时候，我父亲发现自己中了圈套。这是个什么样的圈套，他从没有说过。道听途说，就是投资出去的钱被席卷，几个该负责的人都失踪，饭店建不下去，他只能变卖所有的财产来善后。
　　所以，我幼年另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在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从一个四十五度的仰角，看他端着家里的电话出去。
　　那一年，他应该是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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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我的父亲不再是富翁，也不再是侨领。唯一庆幸的是，保住了自己住的房子。
　　他写得一手毛笔字，打得一手好算盘，所以，有段时间，在外地做一些账房之类驾轻就熟的工作。
　　因为他经常在外地奔波，所以小时候还有个记忆，就是妈妈带我到一个可以望得见铁路的高坡上，看那远处来去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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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去世后，他回釜山落脚。
　　在釜山华侨协会里做一个类似收费员的工作，专门在釜山地区收取华侨商号每个月要缴给协会的会费。
　　会费的金额很微小，他就这样每天搭着公交车兜来兜去，挨家挨户地去收那零头小钱。
　　而晚上，不时会看到他聚精会神地计算白天的帐目。最后，会听到他劈里啪啦地把算盘打个一通，然后说一声：「嘿，一毛不差！」
　　就这样，在我成长的岁月里，他靠着每个月还不够他以前一顿应酬的薪水，加上一点分租的房租收入，大致维持了一个略带拮据的小康家庭。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就是：尽管这样一份工作，他却每天都讲究西装毕挺，衬衫雪白，领带亮丽。不论晴雨与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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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时分，我对他逐渐有了不满。
　　有一天，我听一位同学说他父亲如何在垮掉之后再重新致富的故事。这个故事勾起我一个疑惑：为什么我的父亲在五十岁的年纪摔一跤之后，却就此一蹶不振？五十岁还是壮年嘛。
　　这个疑惑生根之后，再看他每天为那区区一点点会费东奔西波，晚上还要缁铢必较地打那个算盘，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无聊，进而怀疑他当初是以什么气魄去做的贸易。
　　为什么这个人再也拿不出本事重振雄风？为什么这个人仅仅为了把一笔笔零头小钱算得清楚，就心满意足？为了有人来求他写一幅字，就满面春风？
　　我也受不了他的一些叮咛。
　　他操心将来我在社会上怎么有个立锥之地，不时提醒我要什么谨慎为人，小心从事等等。
　　这些话听烦了之后，我有点气愤这个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如此没有信心，也更鄙视他那只因自己的一时失足，就要把世事看得如此灰暗的心理。
　　我们因而大吵过两次，冷战过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来台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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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父亲真正有交融，是多年以后的事。
　　我庆幸自己在种种无知、不孝的作为后，在他晚年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其实，他一直都在等待我，是我自己不肯回去而已。
　　我们虽然还是分隔两地，见面时候他的话也越来越少，但是彼此的心意沟通已经无碍。不过，有几次要他谈谈当年中的圈套，让我长点见识，省点经验，他却总是微微一笑，什么也不多说。
　　他身体一直维持得不差。过世的那一天，则是读过我给他的一封家书之后，在午睡中长眠的。
　　享年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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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开始了解他，又是他去世以后多年的事。
　　那一年我也四十岁了。自己也遭到了工作生涯上一个重大挫折。
　　起初，我也很沮丧。
　　有一天，我在家里的祖先牌位前上了炷香。坐在那里，突然想起了我父亲。想起我曾经为他五十岁遭到一个打击而没能东山再起，就鄙视他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感觉到他好像笑呵呵地就站在我面前，拍拍我的肩膀，说：「嘿，小子，没关系，来，给我看看你四十岁碰到一个打击怎么应对吧。」
　　这个世界上会有「惭愧」这两个字，就是为了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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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工作的心境和方法开始有了质变，对他也有了一层更深的体会。
　　我体会到他为什么从不肯再谈当年是怎么中的圈套，怎么垮的。
　　我体会到他为什么有本领白手起家，挣来巨富之后，最后屈身为每家那一丁点的会费而奔波营生，甘之如饴。
　　我体会到他为什么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却每天都讲究西装毕挺，皮鞋雪亮，多年如一日。
　　一个工作者，不为自己的过失找任何籍口，与解释。
　　一个工作者，为最低下的工作也付出自己最高的心力。
　　一个工作者，不论进退，永远华丽地昂首前行。
　　成败，只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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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对他最终的思念，还是一个儿子对他父亲的思念。
　　有一天，我搭计程车，遇上一位女儿也患了小儿痲痹的司机。他女儿在1964年患病，比我晚几年。
　　「开始我以为是感冒，就买了退烧药。后来看她站不起来，敲膝盖也没有反应，我想：『完了，是小儿痲痹。』」他说。
我很了解他的心情，可以帮他把话接下去：「她这一辈子以后怎么办啊。」可是，他讲的下一句话却是：「我想，这下子我们的经济状况要很惨了。」
　　当时看一场电影只要一块六毛，他在机械工厂里工作，一天拿20多元。他们老板在三重买一栋三层的楼房，总共也不过四万元。结果他花了八千元治他女儿，拖了好几年的债……
　　他一路说着。
　　但是从他讲，「我想，这下子我们的经济状况要很惨了」开始，我脑中想的一直都是我父亲。
　　我父亲在我病发的时候，想的一定不是他要花多少钱吧。
　　当然他很有钱，不在乎这些。但也就因为他太有钱，最后间接因为我的缘故，而把全部家产都赔了进去。
　　我第一次清楚地体会到：在我扭曲变形的脊椎里，每一个关节，每一节脊椎，都有他的投资，他的牵念，他的爱。
　　我真是他黄金打造的儿子。
　　在车上，我没有哭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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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郝英有，字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