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把去美国那三个月写的系列随笔合辑成书，连同那些我拍的照片。但始终没找到有意的出版社。今年似乎有可能了。于是又补写了几篇。第一篇就是李老师。记得我贴前面几篇人物时，就有网友留言说，你什么时候写李老师啊。可见大家已经从我的其他几篇文章里熟悉他了，尤其是《速游匹兹堡》那篇。

先把这篇贴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认识李敏儒老师很久很久了，久到我已经想不起他年轻时的样子了。只模模糊糊记得，他当时和两位同学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须知那时的硕士研究生含金量很高。而我则在相邻的四川师范大学读中文系本科，因一位朋友介绍而认识。周末时。我和两位女友常去川大听他们仨“谈文学”，并怀着崇拜的心情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他们看，请他们指教。但在我们友好往来一年左右的时候，李老师突然消失了。他的同学告诉我们，说他妻子病重，他来不及参加毕业典礼什么的，就赶回去了。

这一消失，在我这里就是三十多年。虽然中间曾有过通信，大概是九十年代中吧，李老师在国外读到了我发表在《当代》上的小说，很高兴，热情洋溢地写信来鼓励我。我得知李老师毕业后没有回政府机关工作（他是带职带薪读硕士的），那本是个在外人看来很牛的单位。他却主动要求调到大学去当老师。后来公派出国当访问学者，然后读博士。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去新西兰的大学教书，最后定居在美国哥伦布，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全美东亚语言资源中心的主任助理。（这张照片是我刚到美国，李老师夫妇去机场接我，李老师的夫人给我们拍的。）

虽然是那么老的朋友，但我真正熟悉李老师，还是在到了哥伦布之后。短短三个月，我深深感受到了李老师的善良，包容，乐观，还有啰嗦。有时我坐在李老师车上听他聊天，心里会暗暗感叹，如果到美国来的中国人都是李老师这样的，那中国人在海外的地位一定很高。

比如我们正开着车，他会突然刹车，让一个行人过去。在美国的小街上，有过马路的斑马线但没有红绿灯的地方，车是一定让行人先走的。我很赞赏这一点。但有时明明是行人停着让车先行，李老师也会刹车让行人先走。我不解，我说那个人已经站下来了，我们直接过去不就得了？李老师说，他停下来，是因为他看到我了，他注意到我是个中国人，所以赶快站住，因为有些中国人是不习惯让行人的，给美国人留下了成见。所以越是这样，我越要让他先过，让他知道中国人也是守规矩的有教养的。我说，你一个人这么做，能起多大作用？李老师说，总会有作用的。

有一回我们停车在路边快餐店吃饭，等候时，他很随意地与邻桌的几个美国人聊了起来，笑容满面，呱啦呱啦说个没完。我跟爱莲（他妻子）坐在一边笑。我说，看看，那么快就和美国群众打成一片了。过一会儿他回来了，我就问他，你聊什么呢那么热乎？他说东拉西扯的，随便聊。他们问我上哪儿去，我说我们去匹兹堡旅游去了。他们就问我是从中国专程来旅游的吗，我说我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是中文老师，利用周末出来旅游。在这些小镇上，他们没见过多少中国人。我跟他们聊天，就是要让他们对中国人有个亲身了解，知道中国人不再是苦力，很多是有文化的有教养的。我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就是想多和人交流，提升中国人的形象。

虽然我和爱莲都笑话他，但心里还是很感动的。毫不夸张地说，李老师做任何一件小事都会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美国人会怎么看。他会抓住所有机会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不放过任何一个与美国人交谈的机会。我们将他的这种习惯，称之为“文化交流”。只要看见他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我们就说，你又去做文化交流了吗？他从来不否认。

他带我去银行办理业务，也会抓紧时间跟人家聊天，向人家介绍我在军队服役，是一个作家，出版过很多著作。我很不习惯，就说，你别老跟人家阿米阿米（Army）的。他说这有什么啊，我就是要让美国人看看，我们中国军人也是高素质的，有修养的，并且是美丽的。我只好随他去了。

李老师告诉我，这些年中国人的素质有所提高，当然，也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了，所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有很大改变，比过去客气了，尊重了。但还是很不够。还得继续努力。

因为这个缘故，不管工作多忙，李老师都会积极参加当地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义工活动，比如亚洲节，中国节，汉语大赛，中文学校，亚裔参选晚餐，等等。这些活动都是无报酬的，而且非常麻烦，很耽误时间。用我的话说，又费马达又费电，纯属自找麻烦。但李老师乐此不疲。还把周围的很多人都带动起来参加。

李老师的善良，也是我到了美国后深刻感受到的。其他不说，就说说他对待家人的好吧。他妻子爱莲曾两度大病，都是在他全力以赴的照顾下恢复的；不仅恢复了，还生下一个儿子。他的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到美国，直到在美国去世，都是跟着他的。无论多忙，他也会陪母亲散步，说话。碰到有意思的活动，他也会带母亲去参加，把轮椅放在车上。那种好，令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照理说，李老师是我去俄亥俄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引荐人，他推荐了我的小说，又推荐了我这个人。我该对他充满感激。可是他的温和的个性和良好的修养，让你一点儿也感觉不出他有恩于你。我跟他说话反而比对其他人更随意。比如我会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不快转嫁给他，会因为一点小事开罪于他，但他总是笑纳并化解。

有一次李老师邀请我去参加学校为学生组织的顾问老师们举办的午餐会（他总是想让我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方方面面），但那个会是一人一票，没受邀请的人是不能参加的，李老师坚持要我去，他跟门口登记的人如此这般那般地解释了一通，人家就让我进去了。我很不自在，旁边的人大多不认识，偶尔有一两个认识的，我也只能和人家说汉语。这时有人向他问起我，大概是看我的胸牌与他们不一样，李老师便笑眯眯地说，她是我的客人。请我参加真值，买一送一啊。

我英语不好，尤其口语和听力不行。但因为常去超市买东西，对“Buy one get one free ”是很熟悉的。我一下子很不高兴，感觉他把我比作占便宜的免费东西了。李老师看出来了，找话跟我说，我还是不理他，简单吃了点儿东西就提前走了。回去后还跟谢老师发牢骚，说李老师不尊重我。

其实现在想来，那次不快，是我自己极大的不自信造成的。如果在国内，我会当成玩笑。但在美国，我很敏感。到美国后，我心理上有很大落差，当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祖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时，心里很难受，而这样的难受（或者自卑），却是以过度的自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点儿也不能听到他人说中国人的不是。李老师为此不得不向我表示歉意，一再说他只是开个玩笑，因为他和那些老师都很熟悉了。我想这其实是我的问题，他不会明白的。他到美国已经快三十年了，差不多跟在中国的时间一样长了。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很喜欢和李老师在一起。因为跟他在一起很踏实，很快乐。不但能增长知识（我听到不懂的英语可以随时问他），还能随时有幸福感，用他的话说，知足常乐。比如他到了停车场，刚好有个空位，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个车位是他的好运带来的，他总是有这样的好运。如果恰好没有停车位，他也会找个理由让自己下台阶，绝不抱怨。如果我遇到什么好事了，他更会很夸张地表示羡慕。听到学校的老师同学表扬我，他也会添油加醋地转达给我，让我开心。

李老师的人生观是三乐，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娱自乐。虽然我和他只有三个月的相处，这三乐也极大地影响了我。我现在偶尔碰到巧事，也会想，这是我的好运气啊。

在我想起李老师时，脑海里常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形：我和李老师走在校园里，看到草坪上围了一圈儿人，在听中间一位说着什么。我问李老师他们干嘛？李老师说，中间那个在演讲，表达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学校里常有这样的人，自发地宣传自己的某个观点，听众也是自发的。李老师接着说，等我退休了我也想这样，时不时地到校园里做演讲，专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孔孟之道，讲中国的仁义，和谐，包容……

我相信李老师会做到的。希望那一天，我也能成为听众。

这是我到美国第二天，李老师在家里为我接风。开了一瓶他珍藏的五粮液。


    我旁边那位老人，就是李老师92岁高龄的母亲。

其他人分别李老师和爱莲，是谢老师和老袁，吴老师和玛瑞还有女儿，李冬老师和刘春卉老师。

我应OSU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作了一次演讲，之后中国所请我吃饭，但只有我们三人。

那位女士是所长，李老师是演讲组织者，其余无关人员均不能参加。很值得中国借鉴。


    李老师给我介绍了好几位华人学者和教授。

这位李兆良先生，原是生物学家，退休后投入到了对郑和及华人与美洲开拓史。

并颇有建树。大家可以去他博客看看。http://blog.sina.com.cn/u/1884784543

这位是郑元芳先生，OSU电子工程的教授。1986年发明了美国第一个双腿步行机器人，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

这位是老美，马克教授，办公室和我的挨着。

他专门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所以汉语说得不错，我们可以交流。

坦率的说，如果没有李老师，以我的个性，大概只会认识房东谢老师跟老袁了。

在李老师几乎是半强制的建议下，我认识了不少优秀的美籍华人。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