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井物产的撮合下，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中方谈判的主谈是王安时，我则负责技术上的拍板。三井物产参加谈判的是物资部的中村先生和土屋先生。ALPS方面的技术负责人是岛津邦文先生。

按最初万总的想法，就是找日本市场上成熟的文字处理机，把字库换成中文汉字，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即把它来个汉化，就可以了。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给我们做演示。经过讨论比较，这些机器都被我们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处理机都是热转印式的，打印的时候，靠打印头发热把色带上的颜色烫到纸上，这种打印方式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是一次性的，打印完一卷就要更换，而且价格很贵，还不能打蜡纸。

当时，我们从书包里拿出国内常用的办公用纸，现在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当时我们的纸质有多么差，国产纸张比较薄，用这种打印机打印试了一下，效果不好。日本的纸质要好很多，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复印纸。据日本人介绍，室温如果低于摄氏5°，打印效果就会降低。中国南方的冬天，室温都不高，我在武汉工作过几年，我说，在武汉冬天室温经常在5°以下。日本人说，那打印效果不能保证。

此外，中国过去习惯用老式的铅字打字机配上打字蜡纸，打完就可以批量印刷，四通当时卖得很火的Brother-2024这类点阵式打印机，也多数是被用来打蜡纸，如果新开发的文字处理机不能打蜡纸，显然不能适合中国国情。

所以，我们觉得任何现成的日本机器都不合适。王安时态度很坚定地说，一定要重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此外，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对于驱动打印机机芯或者液晶显示器，只要给我提供BIOS接口，我觉得自己从头搞起也不会有问题，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更有利于公司今后的发展，所以我也同意老王的意见。

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是真正从中国市场出发考虑的，虽然这样做更费时间，也更难，但是有远见，有胆量。我们踩在日本人的肩膀上，但是没有迷信日本人，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后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产。由于这是新产品，不知道市场规模多大，为降低开发投入的风险，决定先不开模具，机壳采用铁壳，这样可以免去昂贵的模具费。

为什么总体设计由我们做呢？因为：1）ALPS是OEM厂家，是三井委托它加工生产，对机器的要求当然要由委托方来提，而转而就是由我们这边来提了；2）用户是在中国，由用户方来做总体方案是比较理想的，这符合用户驱动的开发模式。当然，这需要设计一方有一定的技术功底。当时我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因为我们的设计能力和软件开发能力并不差，差的是硬件开发能力和生产能力。

不过，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这还是有一点风险的，我从来没有主持开发过这样的产品，这是第一次。因此，该项目也可以认为是三井物产的一项风险投资。

按照这样的开发计划，最先要做的是：1）我给出一个机器的总方框图，以及提出各硬件部件的功能；2）ALPS公司提供各硬件部件（打印机和液晶屏等）的BIOS接口标准。当这两项确定之后，虽然我们在北京没有机器实物（还没开发出来呢），但是PC机本身接有打印机和显示屏，所以我只需在PC上搞一个模拟软件，按ALPS给的BIOS约定来控制打印机和显示输出，就可以模拟这台机器的硬件功能，进而开发上层的文字处理软件了。

原则定下来之后，我们就回国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彼此沟通。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传真机。但是，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和东京总部间有热线联系，这个“热线”就是“电传机”，英语叫“Telex”。电传机，外形像英文打字机，实际上是电报机，发送方有一个操作员按英文稿在键盘上打字，通过国际长途电话线路，把文稿的ASCII字符串发送过来，接收方的电传机就自动把文稿内容打印出来。所以就是一个遥控的英文打字机，线路就是国际长话线路。

下图：电传机

于是，当时四通开发部和日本ALPS之间，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联系。ALPS公司的岛津先生就成为和我之间最直接的联系人。

岛津先生当年39岁，谢顶，单身未婚。据说，当时ALPS公司的领导要给该项目找一位技术负责人，很多日本人都不愿意，而他却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很多年后，他在北京找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孩成了家，这是后话。

岛津先生的英语不错，他写的所有技术文档都采用英语，因此很方便用电传机发过来。万一需要用图形表示的文件，就要用信件寄来，好在三井物产和日本每天都有信件传递，所以联系还算方便。在开发工作开始后不久，传真机就问世了。所以后来几年和日本方面的联系，就通过传真机了。我觉得，虽然彼此各自在本国做开发工作，但是高效率的信息沟通也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些都不成问题了，但是当时有三井物产信息传递的协助，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下图：我和岛津先生在长城合影（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