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岁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我父亲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同时兼任附近的一所粤秀小学(一说是越秀小学)的校长,我母亲是该校一年级的班主任。我母亲要送我去幼儿园,我死活不肯去,但是放在家里又没有人看,她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放在她教的一年级的最后一排,就这样,我就一直在“旁听”一年级的课。
下图:我4岁的照片
不久,抗日战争结束,我父亲离开昆明准备回到原来执教的北平清华大学,但是在回北平路经广州的时候,被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挽留了下来,当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于是我家就在广州住下了。那么,我就在广州继续读小学,按理说我并没有真正读过小学,应该从一年级从头读起,但是我父亲让我直接考二年级。
下图:我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合影,最左是我
考试的时候,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稿纸让考生答题。老师说,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画一个圆圈来代替,因为我所有的题目都不会回答,所以我就在稿纸的每个格子里都画上了圈,我父亲在场外看我很认真地写着什么,心里还很高兴。我考完之后告诉他,所有的格子我都画了圈了,他这才恍然大悟。
发榜的时候,我被录取了:最后一名。这算是校长给我父亲的面子。就这样,我5岁就上了小学二年级。
从那时起,我也就一直跟着同学升级,除了体育课老是最差以外,别的课成绩都不错。这样一来,我10岁就上了初中一年级,16岁就考上了北大,不论到哪里,都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父母的朋友常常为此责怪说我妈妈让我这么小就读书对我不好,我妈妈就解释说,“我们是希望他留级啊,但是他功课一直非常好……。”
我在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广州文明路的中山大学院内,也就是现在的鲁迅博物馆,我们家的房子是在钟楼西边不远的一所二层小楼的二楼。
1948年,我父亲离开了中山大学,应广州岭南大学新上任的校长陈序经的邀请,来到岭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我们家也就搬到了位于广州市河南康乐村的岭南大学,我就转到了岭南大学附小上四年级。
陈序经在岭南大学实行学术民主,很受教授们的欢迎,我父亲因此也和陈校长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在岭南大学期间工作生活都很愉快,教学和科研都有很大成就,后来,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1954年,全国高校统一进行院系调整,我父亲随即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我们全家也随之移居北京。
岭南大学,是1888年由美国人创办的综合性私立基督教大学,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是建国前全国14所教会大学之一。那时岭南大学教授的家都是一栋栋小洋楼,每家有一个花园,条件很好。我们家,开始在校内东南区住,好像是25号?后来搬到了东北区4号,邻居们的孩子也都是教授子女,当然也都是同学。
下图:我刚到岭南大学住的时候就在这里,现在是校医院,房子已经改建过。
下图:我家后来住在这里,在二楼有我自己的一间卧室,父母也在二楼住,三楼是我弟弟妹妹的卧室,底层是客厅和餐厅等。
我家左侧的邻居,是同班同学李婉君,她爷爷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她父亲李沛文是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李婉君和我一样从小学钢琴,和我是同一个钢琴教师赵碧姗。她是少先队中队长,也是我当年班上最要好的同学。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她过生日的时候,在她家的花园里举行盛大的PARTY,她父亲用电影摄影机拍摄大家的活动,事后放映给我们看,放了一遍之后,又倒回去,倒片的时候,所有人的活动都是逆转的,蛋糕从嘴里又拿出来放到碟子里,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李婉君后来定居在香港,在那里做专业的家庭钢琴教师,八十年代末我到香港的时候,曾经到她家访问过,最近又去了美国居住,现在在MSN上有时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下图:李婉君家
我家的右侧是钟南山的家,再过去就是何活和何泊的家。钟南山比我年级高,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他的妹妹钟黔君和我妹妹缉惠同班,现在钟南山由于SARS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名人。何活家兄弟姐妹很多,我记得他有一个哥哥叫何浩,还有一个妹妹叫何冰。总之,每个人的名字里面都有“水”。那时候他们家有非常好的进口自行车,车胎很宽,但是车身却很轻,是倒轮闸的,我那时候还不会骑车。
下图:钟南山家
下图:何活何泊家
下图:从何活家过去不远,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家
汤美安住在岭南大学西边运动场的旁边,离我家比较远一点,她也是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何活是她的先生,汤美安现在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教授,经常来北京开会,来的时候,我们在京的同学也常常会顺便聚一下。
下图:汤美安和她哥哥汤海石在她家旧居前合影
我们班上还有一位女同学叫陈云仙,在小学的毕业照中她就站在我旁边,她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她家在岭南的马岗顶那里,小时候,我和她一起弹过钢琴四手连弹“金婚曲”。我记得在1950年的时候,人民画报曾经到附小来拍照片,陈云仙弹琴,几个小同学在旁边听,我把头靠在琴上看着她,后来照片登在杂志上,照片的题目是“未来的音乐家们”。果然,她后来当了音乐家。现在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专教钢琴。前些天,她和小学同学肖醒一起来我家做客,大家谈起小时候的很多趣事,非常开心。也许受她父亲的影响,她性格非常乐观,和她通电话的时候,她会说:“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哈哈。
下图:陈云仙家,她父亲就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

下图:老同学陈云仙和肖醒最近到我家做客
同班同学陈怀斯,从我1954年离开广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我只记得她是班上的美女,一双大眼睛很美。后来她结婚之后去了泰国曼谷定居,做了一位妇产科的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了。六年前她来北京,设法找到了我,几十年没有见面,老同学相见,份外亲切。她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北京的时候,极力劝我和我夫人信教,并带我们到西四缸瓦市的教堂去参加了一次活动。我还没有到泰国的曼谷去过,如果哪天去泰国旅游,一定会去拜访她。
下图:我父亲好友陈永龄教授的家
许莉莉的妹妹许安娜,和我妹妹缉惠同班,许安娜的先生李世光,也是我小学同学,1998年10月我去纽约,在曼哈顿的世贸中心1848房间工作了一个月,期间到位于新泽西州的李世光家拜访过他俩,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他家房子很大很宽敞,三层TOWNHOUSE,许安娜就在他家最底层开了一家诊所,李世光在一家IT企业工作,当时他看到我的眼睛视力不好,非要在纽约为我配一副好的眼镜,后来发现是由于白内障导致我视力衰退,才没有配。03年前,突然传来噩耗,李世光和他夫人许安娜两人分别得了急病,在一个月内先后去世。看来国外虽然生活好,但是工作的压力太大。
下图:同学曾允龄的家(也叫黑石屋)
既然同学的父母都是岭南大学的教授,于是不少人很自然就会继承父母的专业,像汤美安就是这样,还有我妹妹的同学陈又昭,父亲是著名的眼科医生,现在她也是著名的眼科医生,若干年前我去广州的时候,顺便找她检查过我的眼睛。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著名的儿科专家,于是钟南山也选择了学医。姜仲騄的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姜立夫,结果他的哥哥姜伯驹也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姜仲騄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小学时代就因为他的脑袋比较大,被大家起外号叫“大头騄”。我在四通的时候,把他介绍进了四通,先在开发部搞了MICE仿真器的开发,后来在四通电脑部当经理。
我们小学同学中,也有出身比较贫苦的,例如黄玉群,她父亲是岭南大学旁边菜市场卖肉的,所以她的外号叫“猪肉婆”,但是我们班上同学和她的关系也很好,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这可能与岭南大学是基督教的教会学校有关。后来,她工作之后在岭南大学校医院当妇产科主任。我在八十年代回广州的时候,还在岭南的钟亭旁边与她照了一张合影,可惜的是后来那卷胶卷跑光了,没有留下照片。
至今,每年岭南大学在京的校友都要聚会一次。参加聚会的最年迈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端木正(现已去世),端木正的夫人和我母亲关系非常好。他的女儿端木美,每次聚会也一定参加。和端木正这样的老前辈比起来,我们这些所谓校友,当年还是小学生。在聚会上,还能碰到李婉君的姐姐李慈君,还有许莉莉等老同学。每次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要起立唱岭南的校歌,岭南有着优良的学风,以及不断继承着的文化传统,这也许也是我们同学多年保持友谊的原因吧。
下图:在岭南大学马岗顶路边的端木正先生的塑像
下图:我小学六年级时教室的最近照片

下图:岭南大学格兰堂,当时我父亲的办公室就在这里面

下图:我们小学毕业照(1951年),第一排左起第二人是我

下图:小学毕业时的我

下图:1963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回广州与老同学见面,左起:何泊,姜仲騄,我,李婉君,汤美安,何活

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毛病,就是老流鼻血,一流就止不住,于是到处求医。一次,得到了一个偏方,就是喝塘虱鱼汤,从网上查,塘虱鱼是鲶鱼的一种,这种鱼汤非常腥,我十分不愿意喝,被母亲硬灌,但是说来也很神奇,自从喝了几次这种汤之后,我从此再也不流鼻血了。
下图:塘虱鱼

我还记得,住在东北区4号的时候,一次我吃鱼,鱼刺扎在喉咙里,一直都疼,以至于半夜给医生打电话请他上门来才把鱼刺拔掉。从此,我就对吃鱼产生了抵触情绪,渐渐地,就对海鲜都不吃了,再慢慢地就开始厌恶海鲜的腥味,于是到后来就干脆任何海鲜都不吃了。这种不吃鱼虾的习惯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到了去四通公司之后,由于和日本人合作,几乎每年都要去日本,而日本人最高档的宴请就是吃生鱼片,我在受到如此尊敬的宴请时却说,我不吃鱼,总是搞得双方都很尴尬,于是我决心开始学吃生鱼片,从那时起,在理智的引导下,我又慢慢地可以吃海鲜了,甚至到了后来,在国内的餐厅吃饭时,会主动点生鱼片来吃,可见,任何习惯都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