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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尴尬经历
(2006-04-11 14:22:44)| 分类： 杂文与随想 |
人的一生中，往往由于缺乏知识或者经验而闹出一些笑话，或者经历一些很尴尬的事情。提起这些尴尬经历，又引发对往事美好的回忆。
（一）
1954年，中国各高等学府进行院系调整，我父亲被从广州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于是我们全家北迁。我那年13岁，到北京十九中读高中，是班上最小的学生。
十九中位于人民大学的西侧，和人大中间隔着苏州街。当时的苏州街还是一条土石马路，十九中北侧是成片的玉米地，还有一个高射炮阵地。当时我家住在北大里面的郎润园，每天骑车上学，路线是从北大南门出来，经过一条称为老虎洞的小胡同，从八一小学（就是现在的八一中学）门口经过，最后到达学校。
有一天，我穿着短裤骑车上学，为了解决中午的午饭问题，我在老虎洞的一家清真小吃店买了两个烧饼（北京土话把这种烧饼叫螺丝转），我把它们塞在裤子口袋里就向学校骑去。出了胡同口不远，听见路上有小孩喊：“回回！掉了！回回！掉了！”开始我不知道是对着我喊的，后来才发现我裤兜里的烧饼掉在地下了，我这才下车捡起来。在这之前，因为刚到北京不久，不知道北京人管烧饼叫什么，所以我买烧饼的时候，就指着烧饼说，我买两个。从来不说名称。这次小孩喊了之后，我就心想，这种烧饼的名字一定是叫“回回”了。于是，下次我再去这家清真店买烧饼的时候，我就对带着白帽的回民店员说：“我要买两个回回。”“什么？”那个店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买两个回回！”我又说了一遍。这时候那个店员突然瞪着眼睛，似乎马上要发怒了。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于是指着烧饼嗫嗫地说，“我要两个这个……”
其实，北京有很多回民开的小吃店或者餐厅，门口都写着“清真”的字样。在广州我从来没听说过清真，更不了解它的意思。也不知道那个小孩叫“回回”，其实是对回民的不尊敬的称呼——他把我当回民了。因此才闹了这样一个大笑话。
（二）
人的记忆有时候很怪，在街上遇见一个老同学，明明他的名字就在嘴边上，但就是一时想不起、叫不出。那种尴尬情况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我还遇到过一件类似的尴尬事情，也是记忆出了问题。
当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校文工团手风琴队的队长，我那时经常为合唱队的小合唱伴奏，伴奏得最多的是女声小合唱。伴奏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小合唱队的右边，侧着身子面向她们，让手风琴的键盘朝观众。当幕布拉开、报幕员报完节目之后，我就开始拉前奏……
有一次，当大幕拉开之后，报幕员报了曲名，观众也已经静了下来，所有的合唱队员都在等我拉前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竟然突然忘记了这个曲子的前奏是什么了！按理说，不管是什么歌曲，只要拉该曲的最后一句旋律，也是可以充当前奏的。但是那一瞬间，我完全想不起这个曲子的旋律是什么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们看着我，可能心想你怎么不拉前奏呀？我当然也急得要命，我越是急，越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最后这个尴尬的场面是如何结束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她们提示我了吧？但是当时的尴尬状况却依然历历在目。
从有过那次经历之后，我再给别人伴奏的时候，我不再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了，我会事先把前奏的头几个音符写在一个小纸条上，以防万一。同样的，当我讲课、发言或者在重要会议上致辞的时候，都要事先写一个简单的提纲，防止这样的尴尬再次出现。
（三）
1983年，我从澳洲DATAMAX电脑公司引进微电脑，当时电脑系统有三大件：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当时的显示终端是和键盘一体的，再通过RS232串口和主机连接，不象现在这样键盘和显示器直接就连接到电脑主板上。因为主机是澳洲产的，设计师是华人邝先生，价格很便宜。所以邝先生建议我们不从澳洲进口终端和打印机。在这个原则下，除了第一套系统的三大件是从邝先生的公司买的以外，后来我们批量购买时除主机外都是买的别的厂家的产品。然后再配成系统销售给用户。
当第一批电脑系统的货到齐之后，我们把用户请来举行了培训班，我在讲台上放上三大件，每个学员的桌上也放着他自己购买的那一套。我每做一步，就让学员跟着操作一步，我想，这样的教学效果一定好。
谁知道尴尬的事情就在第一课的时候发生了，当所有的电脑按我的指示连接好之后，我自己的电脑工作正常，但是其它所有系统的终端上都没有显示。要知道，不论是主机还是终端，我们都验过货，都是合格的呀。作为主讲老师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时乱了方寸。
当然，要找问题还是不难的，替换法嘛！既然我的电脑系统正常，换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一换，问题立刻查出来了，原来问题出在RS232电缆上面。我这批电缆是我的一个朋友供货的，我立刻给该公司打电话，回答是：“我们的电缆用在别的机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课当然要继续讲下去，课后我可有“家庭作业”了。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研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可以上网去查资料，我只能查书，并且打电话向专家请教。原来RS232的电缆可以有两种以上的接法，一种是25脚里只接三根线的，另一种是接七根线的。邝先生原来的电缆是七根线的，如果要用三线的电缆，就应该在主机里面把其中两个插脚短路。后来我们把主机做了改造，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我又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给别人做演示的时候，本来自己试的时候好好的，到演示的时候就不灵了，事后一检查，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在演示前改动过，改完就没有再试过……
在我当了公司总工程师之后，有一次，一个日本公司的技术人员从日本来到北京，带了一个系统来给我介绍，在演示的时候系统死活不能正常工作，结果他只好狼狈地走了，而他第二天要去上海，没有机会再演示了。当他到了上海之后，给我打来电话解释说，由于某某原因，他的系统没演示成功，现在已经弄好了，但是遗憾是没有能让我看到。
经历过这样的尴尬之后，任何展览、讲课、演示等等，到最后一刻，我一定要试验一次才放心，而且试验的设备和环境一定不能再改变了，否则，说不定在哪个环节就会出问题，这是马虎不得的。
（四）
1996年，我带我的部下一行四人去美国落杉矶，为了省钱和方便，下了飞机之后，我就在机场租了一辆汽车自己来开，在美国的这些天的出行就都靠它了。
几天的行程结束了，第二天一早就要搭乘飞机回国了，在这最后一天，大伙说要到落杉矶的城里逛逛，于是我按地图把车开到了市内。到达市内之后，我找了一个停车场，把车停好之后，就宣布大家自由活动，晚上九点到此停车场集合回酒店。
我认为，逛街最好是自己逛自己的，陪着别人逛也没意思。所以我们四人各逛各的。
落杉矶和北京大不一样，到了晚上七点钟，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马路上实在没什么可逛的了，于是我提前回到了停车场。哈哈，原来他们都提前回来了。
可是令我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原来，我停车的时候忘记（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看停车场的服务时间了，它的关门时间是下午六点。我再一看，整个停车场里只剩下我们的一辆车孤苦零丁地在那里，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
怎么办？我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明天一大早我们必须到机场，就是说，我们在回国之前要把租的车还掉，可是现在车被锁在了停车场里，我们不可能把车抬出来的呀，我在落杉矶又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求助，我真后悔自己怎么这样粗心，停车的时候也不看看它几点关门。这时候，我作为领导，自然不能把自己焦虑的心情太暴露出来，以免他们更着急。我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会有的，关键是自己先要冷静。于是我静下心来，盘算着如何解决问题。我想，呆在那里肯定不是办法，先向前走走再说。我一边走，一边在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也许要去找警察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大约100米，我看见路边有一个黑人，他身材魁梧，表情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看来像是无业游民。我走向前去，把我遇到的困难对他说了，同时我往他的手里塞了5美元。他说，你们跟我来。我心想，我们四个人，他只有一个人，还不至于把我们骗到什么地方去吧？这样我们跟着他走了不远，就到了一个房子跟前，他上去敲门，出来了一个白人老头。他对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那老头就过来了。原来，这个老头就是看停车场的，于是，我们顺利地取到了汽车，高兴地开回去了。记得我开出停车场的时候，没看清路标，其实外边是单行线，我走了逆行。直到开了一段，看见所有的车都向这边开时，才知道走反了。好在已经到了路口，所以赶紧拐弯了。
（五）
1945年，我还没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和他同一代的朱自清、闻一多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同时我父亲还兼任了那里一所小学的校长，而我母亲则是该校一年级的班主任。那年我只有四岁，按年龄应该进幼稚园，但是因为我娇气，死活不愿意去幼稚园，非要跟着我妈妈不可，因此我就在我妈妈的一年级里跟班听课，就这样，我四岁就上了一年级。
第二年，由于抗战结束了，我父亲计划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在回北平的途中经过广州，被广州中山大学留聘了下来，做了文学院的院长，这样，我们家就在广州定居了下来，我自然就要在广州的小学读书了。于是我父亲把我送到当地的一所小学，但是要参加入学考试。按当时我的智力，可能只有幼稚园水平，那么应该读几年级呢？我妈妈主张我考二年级试试看，考不上再说。
到考试那天，进了考场以后，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稿纸，然后开始讲解题目，题目解释完后就说，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如果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在格子里画一个圈。天啊！我发现所有的题目我都不会答，于是我按照我理解的老师的说法，在稿纸上的每一个格子里都画上一个圈。一张稿纸有几百个格，画圈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呢……。
我父亲在场外通过窗户看见我在里面低着头很认真地在答题，他心想，我的儿子还不错嘛。等我交卷之后，他问我考得怎样，我就把我画圈的事情跟他说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肯定考不上了。到发榜的那天，我父亲带我去看榜，我居然被录取了，不过是最后一名，录取的原因是那个小学的校长看我父亲的面子上开恩。这样，我五岁就上了二年级。从此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16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
（写于03年）
（一）
1954年，中国各高等学府进行院系调整，我父亲被从广州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任教，于是我们全家北迁。我那年13岁，到北京十九中读高中，是班上最小的学生。
十九中位于人民大学的西侧，和人大中间隔着苏州街。当时的苏州街还是一条土石马路，十九中北侧是成片的玉米地，还有一个高射炮阵地。当时我家住在北大里面的郎润园，每天骑车上学，路线是从北大南门出来，经过一条称为老虎洞的小胡同，从八一小学（就是现在的八一中学）门口经过，最后到达学校。
有一天，我穿着短裤骑车上学，为了解决中午的午饭问题，我在老虎洞的一家清真小吃店买了两个烧饼（北京土话把这种烧饼叫螺丝转），我把它们塞在裤子口袋里就向学校骑去。出了胡同口不远，听见路上有小孩喊：“回回！掉了！回回！掉了！”开始我不知道是对着我喊的，后来才发现我裤兜里的烧饼掉在地下了，我这才下车捡起来。在这之前，因为刚到北京不久，不知道北京人管烧饼叫什么，所以我买烧饼的时候，就指着烧饼说，我买两个。从来不说名称。这次小孩喊了之后，我就心想，这种烧饼的名字一定是叫“回回”了。于是，下次我再去这家清真店买烧饼的时候，我就对带着白帽的回民店员说：“我要买两个回回。”“什么？”那个店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买两个回回！”我又说了一遍。这时候那个店员突然瞪着眼睛，似乎马上要发怒了。我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于是指着烧饼嗫嗫地说，“我要两个这个……”
其实，北京有很多回民开的小吃店或者餐厅，门口都写着“清真”的字样。在广州我从来没听说过清真，更不了解它的意思。也不知道那个小孩叫“回回”，其实是对回民的不尊敬的称呼——他把我当回民了。因此才闹了这样一个大笑话。
（二）
人的记忆有时候很怪，在街上遇见一个老同学，明明他的名字就在嘴边上，但就是一时想不起、叫不出。那种尴尬情况可能大家都遇到过。我还遇到过一件类似的尴尬事情，也是记忆出了问题。
当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校文工团手风琴队的队长，我那时经常为合唱队的小合唱伴奏，伴奏得最多的是女声小合唱。伴奏的时候，我总是站在小合唱队的右边，侧着身子面向她们，让手风琴的键盘朝观众。当幕布拉开、报幕员报完节目之后，我就开始拉前奏……
有一次，当大幕拉开之后，报幕员报了曲名，观众也已经静了下来，所有的合唱队员都在等我拉前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竟然突然忘记了这个曲子的前奏是什么了！按理说，不管是什么歌曲，只要拉该曲的最后一句旋律，也是可以充当前奏的。但是那一瞬间，我完全想不起这个曲子的旋律是什么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她们看着我，可能心想你怎么不拉前奏呀？我当然也急得要命，我越是急，越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最后这个尴尬的场面是如何结束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她们提示我了吧？但是当时的尴尬状况却依然历历在目。
从有过那次经历之后，我再给别人伴奏的时候，我不再完全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了，我会事先把前奏的头几个音符写在一个小纸条上，以防万一。同样的，当我讲课、发言或者在重要会议上致辞的时候，都要事先写一个简单的提纲，防止这样的尴尬再次出现。
（三）
1983年，我从澳洲DATAMAX电脑公司引进微电脑，当时电脑系统有三大件：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当时的显示终端是和键盘一体的，再通过RS232串口和主机连接，不象现在这样键盘和显示器直接就连接到电脑主板上。因为主机是澳洲产的，设计师是华人邝先生，价格很便宜。所以邝先生建议我们不从澳洲进口终端和打印机。在这个原则下，除了第一套系统的三大件是从邝先生的公司买的以外，后来我们批量购买时除主机外都是买的别的厂家的产品。然后再配成系统销售给用户。
当第一批电脑系统的货到齐之后，我们把用户请来举行了培训班，我在讲台上放上三大件，每个学员的桌上也放着他自己购买的那一套。我每做一步，就让学员跟着操作一步，我想，这样的教学效果一定好。
谁知道尴尬的事情就在第一课的时候发生了，当所有的电脑按我的指示连接好之后，我自己的电脑工作正常，但是其它所有系统的终端上都没有显示。要知道，不论是主机还是终端，我们都验过货，都是合格的呀。作为主讲老师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时乱了方寸。
当然，要找问题还是不难的，替换法嘛！既然我的电脑系统正常，换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一换，问题立刻查出来了，原来问题出在RS232电缆上面。我这批电缆是我的一个朋友供货的，我立刻给该公司打电话，回答是：“我们的电缆用在别的机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课当然要继续讲下去，课后我可有“家庭作业”了。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研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可以上网去查资料，我只能查书，并且打电话向专家请教。原来RS232的电缆可以有两种以上的接法，一种是25脚里只接三根线的，另一种是接七根线的。邝先生原来的电缆是七根线的，如果要用三线的电缆，就应该在主机里面把其中两个插脚短路。后来我们把主机做了改造，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我又经历过类似的情况，给别人做演示的时候，本来自己试的时候好好的，到演示的时候就不灵了，事后一检查，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在演示前改动过，改完就没有再试过……
在我当了公司总工程师之后，有一次，一个日本公司的技术人员从日本来到北京，带了一个系统来给我介绍，在演示的时候系统死活不能正常工作，结果他只好狼狈地走了，而他第二天要去上海，没有机会再演示了。当他到了上海之后，给我打来电话解释说，由于某某原因，他的系统没演示成功，现在已经弄好了，但是遗憾是没有能让我看到。
经历过这样的尴尬之后，任何展览、讲课、演示等等，到最后一刻，我一定要试验一次才放心，而且试验的设备和环境一定不能再改变了，否则，说不定在哪个环节就会出问题，这是马虎不得的。
（四）
1996年，我带我的部下一行四人去美国落杉矶，为了省钱和方便，下了飞机之后，我就在机场租了一辆汽车自己来开，在美国的这些天的出行就都靠它了。
几天的行程结束了，第二天一早就要搭乘飞机回国了，在这最后一天，大伙说要到落杉矶的城里逛逛，于是我按地图把车开到了市内。到达市内之后，我找了一个停车场，把车停好之后，就宣布大家自由活动，晚上九点到此停车场集合回酒店。
我认为，逛街最好是自己逛自己的，陪着别人逛也没意思。所以我们四人各逛各的。
落杉矶和北京大不一样，到了晚上七点钟，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马路上实在没什么可逛的了，于是我提前回到了停车场。哈哈，原来他们都提前回来了。
可是令我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原来，我停车的时候忘记（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看停车场的服务时间了，它的关门时间是下午六点。我再一看，整个停车场里只剩下我们的一辆车孤苦零丁地在那里，但是大门已经锁上了。
怎么办？我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明天一大早我们必须到机场，就是说，我们在回国之前要把租的车还掉，可是现在车被锁在了停车场里，我们不可能把车抬出来的呀，我在落杉矶又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求助，我真后悔自己怎么这样粗心，停车的时候也不看看它几点关门。这时候，我作为领导，自然不能把自己焦虑的心情太暴露出来，以免他们更着急。我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会有的，关键是自己先要冷静。于是我静下心来，盘算着如何解决问题。我想，呆在那里肯定不是办法，先向前走走再说。我一边走，一边在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也许要去找警察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沿着马路走了大约100米，我看见路边有一个黑人，他身材魁梧，表情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看来像是无业游民。我走向前去，把我遇到的困难对他说了，同时我往他的手里塞了5美元。他说，你们跟我来。我心想，我们四个人，他只有一个人，还不至于把我们骗到什么地方去吧？这样我们跟着他走了不远，就到了一个房子跟前，他上去敲门，出来了一个白人老头。他对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那老头就过来了。原来，这个老头就是看停车场的，于是，我们顺利地取到了汽车，高兴地开回去了。记得我开出停车场的时候，没看清路标，其实外边是单行线，我走了逆行。直到开了一段，看见所有的车都向这边开时，才知道走反了。好在已经到了路口，所以赶紧拐弯了。
（五）
1945年，我还没上学的时候，我父亲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和他同一代的朱自清、闻一多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同时我父亲还兼任了那里一所小学的校长，而我母亲则是该校一年级的班主任。那年我只有四岁，按年龄应该进幼稚园，但是因为我娇气，死活不愿意去幼稚园，非要跟着我妈妈不可，因此我就在我妈妈的一年级里跟班听课，就这样，我四岁就上了一年级。
第二年，由于抗战结束了，我父亲计划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在回北平的途中经过广州，被广州中山大学留聘了下来，做了文学院的院长，这样，我们家就在广州定居了下来，我自然就要在广州的小学读书了。于是我父亲把我送到当地的一所小学，但是要参加入学考试。按当时我的智力，可能只有幼稚园水平，那么应该读几年级呢？我妈妈主张我考二年级试试看，考不上再说。
到考试那天，进了考场以后，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稿纸，然后开始讲解题目，题目解释完后就说，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如果遇到不会写的字，就在格子里画一个圈。天啊！我发现所有的题目我都不会答，于是我按照我理解的老师的说法，在稿纸上的每一个格子里都画上一个圈。一张稿纸有几百个格，画圈也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呢……。
我父亲在场外通过窗户看见我在里面低着头很认真地在答题，他心想，我的儿子还不错嘛。等我交卷之后，他问我考得怎样，我就把我画圈的事情跟他说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肯定考不上了。到发榜的那天，我父亲带我去看榜，我居然被录取了，不过是最后一名，录取的原因是那个小学的校长看我父亲的面子上开恩。这样，我五岁就上了二年级。从此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所以16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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