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伟文/陈建国摄影

别人喜欢打麻将，喜欢坐在小区门口聊天。我真没有这种闲心，总想一个人躲进书房里读一会儿书。

承德市的文气很浓，每年都有几十本新书出来。只要友人送我，我就必须要认真阅读。重点作者的书，像何申、李海健、王兰生等，还要经常翻阅。

今年九月，我还是第一次，自己推荐自己上台朗诵诗歌，第一次看到自己在舞台上朗诵《沁园春.长沙》的视频。节目做完之后，同事把视频传给我，但偏偏那个时间家里来了客人，我不好意思打开手机和客人一起看，以至于客人走后，都已经深夜了，自己才躲进书房里偷偷地看。

看过两遍之后，我就不想再看第三遍了，因为，60岁之后，我就不太愿意从屏幕上看到自己，不愿意看到自己衰老的样子。有时候，我甚至也不太爱照镜子了，也许不太爱照镜子，就会忘记自己的年龄。我很奇怪，自己在朗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轻声一些？这就是衰老，耳背之后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大，在家里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跟老伴说话的声音也很大。经常听到女儿责怪我的声音：能不能把电视声音小点声，耳朵都要震聋了。经常听到老伴教训我：你说话就说话呗！你吼什么呀？

其实，每当发生这种谴责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出电视声音有多大？也没有感觉到自己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吼啊？

每每遇到这种事，我就怏怏不悦地走进书房，关门读书。我是感谢书的，它不但让我能远离烦恼，还能增长见识。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把当时能读到的书，都读完了。除此之外，还读了一些书店里见不到的中外书籍。由于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因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老师们受到冲击的时候，我反而对他们更尊敬。特别是初中班主任的刘兴和曹武俩位老师，他俩都是自学成才，也是建国前就投入教育事业的资深老师。这两位老师，对我人生影响很大，他俩一直给我灌输：“读书会对人有所塑造。”

我一直也相信读书会对人有所塑造。对我影响较大的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建议大家也读一下。我只读了第一卷的前150页，讲的是一位主教到了教区，想要搬到穷人救济院去，把自己的大宅子让给穷人去住。他养奶牛，把挤出的奶都送到救济院去。他每月有车马费，但是他不坐车，而是买了一头小毛驴，把省下的钱都去买了药品。他经常说，“我们只不过是地上的一条虫”。为了和教民们亲近接触，他学了好几种语言。这位主教的故事对我青年时期影响很大，一个青年读过这样的书，那么生动的形象呈现在脑海，当然是对我有一定的影响。

我是从地质队家属院长大的穷孩子，身边不缺读过大学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学地质、水文、测量等与找矿专业有关，可他们为什么会影响我看这些书，想这些问题呢？我前几年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所谓对的事，就是你把正确的事坚持做下去。”我想这就是文化。别人问歌德，你整天写啊写啊，想啊想啊，你究竟在想什么？歌德说，“我也只不过在想我前面的前辈在想的事情，我重复做他们做过的事情，那就是文化。”

我毕业下乡时，遇到偏桥子公社达莲坑大队的王成富，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曾经借给我很多书，还有一个就是胡乐夫一家人，他们是名人之后，对重视文化教育，更有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我到地质队参加工作之后，地质队工会有个图书室，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好书，读到了很多书。

只有和书籍有更广泛、更紧密的关系，我才能够享受读书那件事带给我的快乐。现在的数字阅读也是可以服务于我的，手机中的信息碎片化，这不要紧，关键在于我应该怎样把这些碎片串联起来。

我们现在青年人的脸上，少了一种表情，叫作书卷气。我们再回去看60年前的那些诗人和青年，一看那张脸，就和我们今天的不同，那是读书读出来的。所以古人才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不一样。

我始终觉得，当我阅读的时候，那个时光就是我最安逸的时候。我可以在非常嘈杂的环境下看手机，但我没法在那样的环境下读书。一旦读书，一定是选择了一个远离嘈杂的地方，这首先就有益处。然后当你读三页书的时候，整个肌体里面各种信息都变得不同了。人若经常关注热闹，置身于热闹之地，对思想和神经的健康都有害。读书使人远离热闹，寻找安静，而安静可使人悟道。

当今社会人人都怕自己落伍，怕被边缘化，于是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社交。搞名目繁多的同学聚会、战友聚会、诗歌沙龙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朋友多，益友少。书中的人物，一定会成为你的良师益友，他们不会说场面上的不真诚的话。除了读书，还有什么方式能让你交到无私又真诚的朋友呢？

人生苦短，有人自己活得很清醒，清醒到自私的程度。而不清醒的人，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一本好书能呈现出理性之光，教给人的动机是绝对的友善。

读书的多少证明一个国家享受好时光的多少，一个国家读书人口多，证明这个国家享受好时光的人口多，也证明这个国家的人生活有安全感。读书证明一个国家的人能不能摆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不沉浸在娱乐声像之中。

回看自己走过的62年，很多年轻人对前30年的记忆非常少。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课本里没有唐诗宋词，没有三字经、百家姓和名贤集……

我学的第一首民谣，是没有文化的母亲给我传授的：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编席的，睡光炕；卖盐的，喝淡汤……

在我小时候，最早住在天津河北军区大院，每天都能听到起床号、出操号、开饭号的声音……

再后来，跟随父母来到承德，开始我家住在西大街36号的一处四合院里，父亲是建国初期最早一批的地质队员。不！更准确地说：是最早一批地质队的领导干部，在我的记忆里他做过地质队政治部负责人、野外分队书记、队长、化验室主任和行政科主要负责人。

那个时候，承德市很小，我们地质队在承德市小榛子沟的城乡结合部建起来大队部和家属院。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地质队家属院的周边都是泥土房，不打地基，房子上面盖上茅草。看不到一砖一瓦，听大人们说，那是地质队筹建初期的产物。

五六十年代的承德，还是一座古城，我记忆中的三道牌楼是木制的，上面雕刻着花纹，很多衣衫褴褛的人，围坐在牌楼下面打牌、聊天、抓虱子……

头道牌楼以外，就是纯农村了，大多都以种地为生。整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特别是冬天，棉花露在外边，特像叫花子。我在年画上看到农村人的衣服红是红，蓝是蓝，他们扭秧歌，还有很多花，就对农村很向往，跟母亲说想去农村。母亲说，我就是从农村来的，不想再回去了，就在这熬着吧。我听了非常生气，觉得不能到美好的地方过美好的生活了。

我记得上初一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去狮子沟镇大窝铺村参加支农劳动，那是我第一次去了农村，我们是自己带行李，几个同学分住的农民家里，我们住的一个火炕，上面连张炕席都没有。那时候去农村叫接受农民再教育，去帮助生产队收玉米，建设水库和梯田，女同学负责掰棒子，男同学负责搬运，或者去水库建设工地运送石料。同学们吃的都是派饭，吃窝头吃不饱，就吃红薯，也没有啥蔬菜。我记得当年，我们是排着队从学校出发，步行到大窝铺村的，学校带队的张连长，是教我们政治的老师，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即将结束支农劳动时，他突然跳井自杀了。我们再次步行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张连长用一条白床单盖在身上，躺在井边，周围围拢好多人……

那时候学校为啥不让我们坐车去呢？现在已经无法探究了……

听父母说：我老家也是农村，是沧州黄骅的大平原，我们齐庄村距渤海湾很近，用现在的地理坐标说，已经成为黄骅港了……

我曾经问过父母，我们为什么不愿回老家去呢？父亲告诉我：爷爷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不能住了，剩下一点石料还有一点木料。大伯来信说，儿子结婚了，需要拿点木料。父亲回信说，那你们就用吧。就因为这一点木料，大伯还特意来承德，想给父亲点钱做补偿，父亲说啥都没要，还给我们哥俩上了一课。告诉我俩要珍惜手足之情，不要因为那么点木料，还是一些腐烂的木料，而影响家庭和睦，这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在教我们怎样去阅读亲情这本书啊！

曾经的贫穷我们不能忘记。再看后30年，绝大多数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有时候，人不但要横向比，也要纵向比，纵向比才能比出国家的变化，也能比出家庭的变化。谁能想到，我六十岁退休之后，还能驾驶私家车去旅游，特别是开着车往南方去的时候，尤其是过江浙一带，往外一看，原野上农家都盖起来了二、三、四层的楼房，白墙灰瓦，看着心里就高兴。我身边有好多人，他们退休后热衷旅游，不但在国内旅游，还涉足到国外旅游，我支持他们，这样总比窝在家里打麻将好吧！

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吗？只有学会一边走路，一边读书，才能让我们全面理解自己的祖国和别的国家，才会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世界上没有诗一般的国家。信仰可以不变，但是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信仰不能解释人面对的一切社会问题，必须有更广泛的思想。信仰不变就是指不改初心，对信仰本身也要不断地修正。宗教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次又一次的宗教革命，宗教也许早就远离人心了。

我们这代人的孩子，大多是80后、90后，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时代的前30年，就不会知道他们爸妈的生活是怎样过来的。他们对中国缺乏纵向比较的意识，我们需要给他们补这堂历史课。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从怎样的起跑线上，一步步走过来的，走到今天不容易，要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信心。

时代的发展，不可能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打一个隔断就把另一个时代给隔断了。时代的发展就像奥运会的五环，一环套一环，每个十年和另一个十年都会有重叠，这个重叠可能是思想方法，也可能是机遇，不能生生隔离开。由此可见，一个喜欢读书的国家，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是一个振兴的民族，一个喜欢读书的家庭，是一个和谐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