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问责制，遏制出“烂书”

                                               李景端

    4月中旬，南京凤凰国际书城一楼大厅的告示上，赫然张贴出“2009年的烂书”及被评为“烂书”的理由，不过告示最后提示：“以上的评价不代表我书城观点，您有权做出判断分析。书城从读者的知情权出发，为您提供以上内容。”往年，所谓“烂书榜”，多只出现在网络上，现在竟然也公布在大书城的告示上，自然更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由部分媒体读书版记者和书评人举办的“年度烂书榜”，已经评过了四届。2009年有8种书上榜，今年1月，网上还评出了“新中国60年10本最差图书”。对于被评出的所谓“烂书”或“最差图书”，一直争议不断。批评者认为其中有些书，“就是用工业酒精勾兑假酒”， “蛙鸣般的自我膨胀”，“诱人的奶泡下却是毒害人思维与常识的化学药品”。而被点名的上榜人，则根本不屑一顾，讥讽那些评委“有眼无珠”，“满嘴喷粪”。在当事双方之外的一般人，也是见人见智，各持已见。不赞同“上榜”的认为：“光凭少数评委的看法，难免会有偏见”。有的则持宽容态度：“出什么书是人家的自由，不喜欢别买就是了”。当然，也有支持上榜的，认为“至少反映了部分民意，可起到警示的作用”。至于书店公布“烂书榜”，有人质疑，这样做会造成对读者的误导；也有人觉得，通常一挨批，书就好销，商家想借机“搭车”促销，也在情理之中。总之，本来并不起眼的“烂书榜”，一争议起来，反而成了不少人关注的话题，

    评判一本书的质量，这涉及到评价标准、学术眼光、审美情趣、社会价值取向等许多方面因素，而且往往因人而异。本文无意讨论如何界定“烂书”的标准，只是想探讨，谁应对出现“烂书”负主要责任？有人说谁写谁负责，而我要说，写书人虽有责任，但主要应该问责出“烂书”的出版社。

    在媒体及网上对于批评“烂书”的议论中，我注意到，许多人对名人写的“烂书”尤其反感。近几年，石康、郭敬明、余秋雨、于丹、易中天、冯小刚、郎咸平、袁腾飞等好多位名人都上过“烂书榜”，有的还重复“连任”。人们对它反感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内容浅薄拉杂。大多絮叨自己的出道经过，自曝轶事，再撒点爱情胡椒面，全书就像“报流水账”， 难怪有人质疑：“把每天的吃喝拉撒汇报一遍，有什么必要？”二是自我情趣吆喝。有的人不懂装懂，一副权威面孔，实际上只是玩弄词藻，为推销一己之见吆喝。如有人批评《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作者要打倒这个教训那个，说“2009年的文化界，因为几个臆想狂而变得血光四溅。”三是自封公众代言人。分明只是作者少数人观点，却硬说是公众主流的声音，造成众人都“被代言”的假象。正如有人所说：“拽着我们的舌头去吹牛，这就是烂书所为。”   

    把名人写书都说成“烂书”，当然不公平，也非事实，但不少名人、尤其是娱乐圈的明星，出书太轻率随意，以致存在烂的趋势，这可是不容否认的现状。某些公众人物出书的肤浅和做作，透支了名人的信誉及读者的信任，招致人们把批评“烂书”的矛头指向了写书的名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还是认为，要遏制“烂书”蔓延，重在问责出版社。

    现行体制下，一部书稿能否出版，要靠出版社把关；书稿的质量，也需要出版社精心加工提高，对于进入市场的图书质量，出版社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那些被视为明星写的“烂书”，其实有不少全是出版社刻意策划、上门求稿、高酬抢稿、注水编稿赶制而成，有的明星不肯写、不会写，甚至是出版社找人当枪手代写的。试想，像这样急功近利出的书，不烂才怪呢！由此可见，要堵“烂书”，就必须强化对出“烂书”的出版社实行问责的制度。光有舆论问责（开展书评，包括评选“烂书榜”等）还不够，还应该有经济问责（诸如允许退货、实行召回、制定不同税率）；法制问责（严格图书审稿和评比考核标准、纳入出版社等级评估）等等。

    最近有报道，近年来名人出书的销量已显著下降。像早年那种动辄几十万册的火热势头，早已风光不再了。就连那位有过几千万博客点击率名人所出的书，也“惨遭滑铁卢，销量低得意外”。不少名人书，多因上架几天少人问津而匆匆下架。这可是市场对出“烂书”这种现象的惩罚。但愿这种市场压力，加上出版社遏制“烂书”的责任感增强，读者远离“烂书”的日子，会早一些到来。

                                                         （载2010年5月14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