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出版“裁缝”

李景端

编辑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帮作者译者出书，于是，人们常把编辑工作视为给他人做“嫁衣”，按此理解，编辑也就成了“文化裁缝”。在计划经济年代，图书市场很长一段时间是卖方市场，那时当编辑，主要是判断书稿是否符合出版要求，并对原稿进行文字加工处理。作为“裁缝”，照着“作者身材尺寸”做出“嫁衣”就完成了。但是到了今天，这些要求就远远不够了。进入市场经济年代，对转型期的出版“裁缝”有什么新的要求呢？本文仅就一部书稿经历的故事，尝试做一些探讨。

在贵州黄果树瀑布附近山崖上，刻有几行不规则的图案文字，无人认识，号称“红崖天书”。多少年来许多文人墨客都曾试图解读，有说是殷高纪功，有说是诸葛亮碑文，有说是古夜郎文等等，均难破谜。1995年，贵州安顺行署领导在地区文物工作会议上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崖碑。之后，贵州天书实业公司又追加赏金百万元，合计破译悬赏二百万元。1999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工程师林国恩，运用系统工程理论，结合中国文字书法的演变，经过9年潜心研究，宣布破译成功，认为这是明代靖康之难后，逃至贵州的建文帝，用隐晦的图案文字，刻下的讨伐永乐帝的一篇檄文。这个结论得到当年在贵州召开的研讨会上多数专家的认同，林国恩还将此成果，向上海市版权局进行了版权登记。随后他将破译过程写成了一本书《破解红崖天书》。

他先找到甲出版社，对方要求赞助6万元才接受出版。再找到乙出版社，该社按常规先请大学历史系论证，认为建文帝下落尚无定论，书稿再被拒绝。后经我推荐给丙出版社，对方一听，立即相约在上海与作者面谈。经作者介绍过书稿内容之后，该社编辑立即表示，这是个好题材，但像作者现成这样写法，过于专业，太枯躁。建议作者去买一本《达·芬奇的密码》看看，利用原书素材，改写成文化悬疑的通俗读物。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有学术价值，最后双方商定，先出一本学术本，然后再改写出另一种体裁的通俗本。目前，学术本已经上市，反应很好。东南电视台及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组，已先后约请林国恩，两度上贵州拍摄破译天书的专题片，还有投资方在考虑拍摄建文帝靖难的电视剧。不难预料，随着电视媒体的介入，破译天书的通俗本，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同样一部书稿，却受到三种对待：一家开口就要钱；一家囿于习惯的确定选题标准，没有看中；而另一家，却以新的视野，把这项出版资源进行适应市场需要的开发。如果比做“裁缝”，一种只知道按作者“身材”及要求的“款式”量体裁衣，而不问做出的衣服是否真能好看；另一种则不满足于做“裁缝”，而要做“时装设计师”，即使作者设想的款式不理想，只要布料有潜力，就要运用编辑自己的智慧，把它打造成受市场欢迎的时装。这两种“裁缝”观念的差别，实际上就反映出了对转型期编辑工作的新要求。

编辑当然必须尊重作者的创作，但在作者认可条件下，帮助作者获得最佳的出版效果，正是对其作品高度负责的表现。通过上述书稿这个故事，至少可以给编辑如下的启示：（1）转型期的编辑，眼光不仅要盯往“上游”（作者），多方去发现出版资源，更要瞄准“下游”（市场），设计出运用资源的最佳方案；（2）千方百计提高编辑含量，通过智力投入和营销运作，努力扩大原有资源的附加值，使有限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3）要善于用新概念激活老资源，使其焕发出新的功能，也包括用新包装改造旧资源，赋予其新的生命。此外，面对原生态的出版资源，切莫“叶公好龙”轻言放弃，要看到可供开发的错位潜力，运用新思维，设法使原生态出版资源，转化成适销对路的成熟产品。能做到这样，只会做嫁衣的“裁缝”，也就成了紧贴潮流的“时装设计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