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的《北京晨报》上，刊发了一篇名为《北大海归院长饶毅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文章，同日，饶毅在博客上撰文，声明“从今以后永不再参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接受北京晨报的记者采访时坦称“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饶毅何许人也？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回国前曾任美国西北大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担任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在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做学术报告。

    回国即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被认为是新时期归国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舆论将他的回国与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的回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是在海外成名后，壮年归国效力的科学家。

    饶毅为什么会落选？

    从他的一篇题为《减少中国科学界浮躁的一个必要步骤》的博文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说：

“对于行内来说，都清楚中国生命科学这二十年的基本情况，国外做过博士、博士后，回国立即做正教授，再做一两篇Nature、Science、Cell，或者几篇同领域最好杂志的论文，就可以做院士。”“中国科学界浮躁是自然的，不浮躁倒奇怪：因为职称高，没有‘后顾之忧’，不怕评审，就热衷通过搞关系奔经费、而不是靠学术。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在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有些人（国内所谓做得好的人）不听国际重要科学家的报告，而为了当选院士的投票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给现在的学生树立不良榜样。”
    很显然，饶毅的话一针见血地点中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要害。为什么那么多博士、教授、院士就是出不了世界级的学术成果？原因就在于“主攻”的方向错了：评不上职称的就绞尽脑汁地钻营，或者托关系走后门，或者弄书号“凑”专著，或者利用自身的外语优势和占用的资源搞拿来主义，“借鉴”外国学者的论文；评上职称的就千方百计申请“热门”课题，争取丰厚的经费，不为研究出什么成果，只为了改善生活。
    当学术的东西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其味道就已经变了。试想，作为学者，如果不经常跑到田间地头、厂房矿区、深山老林……这些能“发现问题”的前沿阵地去寻找研究的资源，反而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上级公布目录，从中选取“领导需要”的应景课题，并热衷于大型的开题会、热闹的交际应酬，岂不是科学研究上的缘木求鱼了吗？不管是办公室还是会议桌、酒席宴，都不是学者的舞台，离名利场近了，离原生态的研究就远了。
    但现实情况是，有了职称也就有了学术地位。各种兼职、荣誉、挂名纷至沓来，名片上的头衔愈加丰富，身价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应酬规格一步步提升，胃里的美酒多了，到实验室去的次数也就少了。好在目前的职称评定和官员的行政化一样，能上不能下，除非犯错误，否则尽可高枕而卧，坐享其成，即便十年八年没有啥新成果出现，也不必担心待遇问题。
    作为典型的70后，偏传统的一代，笔者从小有着天然的科学崇拜，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常常挂在嘴边：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杨振宁、李政道、朱棣文，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可是，很尴尬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能进入视线的科学家越来越少。近几年，除了袁隆平、李振声、王选等为数不多的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之外，实在想不起还有多少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亲切的名字。到底是国家的宣传奖励力度不够，还是有实力的学术人才的确到了青黄不接的程度？其实，让国人又羡又恨的诺贝尔奖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货真价实的诺奖面前，有些人名片上那一长串密麻麻的头衔和顶上罩着的七彩光环实在虚幻得很，就像纯银枪杆上附着的蜡质枪头一样，除了唬人以外，别无用处。
    非常怀念那个十分“草根”的年代，陈景润、华罗庚等人没有值得炫耀的学历，与今天的一些“科班出身”的教授院士们相比，是典型的“泥腿子”，可是，却凭借无可置疑的实绩被慧眼识才，破格使用，成为一代人的偶像。
   不断涌现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是国民经济的直接支撑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后盾，是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过渡的保证。如果我们的学术体制还是停留在要“虚名”不重“实绩”的层面上，职称评定过于看重一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痛不痒的所谓的论文，不去引导研究者面向社会实践、面向活生生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那这个过渡的时间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作为局外人，不晓得饶毅的落选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或许他那些大胆、犀利、直击时弊的言论也是他通往院士之路上绊脚石的一部分，愤青的形象多少与这个表面上温文尔雅、讲究中庸的社会有些不相称。
    但是，考验一个社会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就是面对问题的态度。对于批评的声音，多一些宽容和正视，才能“以人为镜知得失”，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从饶毅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业绩突出而又极具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壮年学者的可贵之处，他的遭遇恰恰说明：
    要“虚名”不重“实绩”的学术体制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