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载图展示了北京大学一百年来历任校长的墨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代不如一代！由此我想，岂止大学校长，官员和文人们也都一样，当下那些所谓著名书法家，包括书协主席们，又何尝比得上一百年前的小秘书和潦倒的教书先生？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试想，一百年前的读书人，从开蒙读书学写第一个字开始，此后就几乎是天天写，做作业、写诗文、练八股、上考场、直到高坐衙门批公文，以及写信、记日记，用今天的话说，全都是在“练书法”。即使是店铺里的小伙计，因为要记账，也是早晚不离笔和墨。那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书法”是什么，更没有人“练书法”，可是他们天天在写字，只要稍微用心，还能写不好吗？

写下上面一段议论，我马上羞愧地想到自己：写字五十多年，却依然写不好，怎么回事呢？认真找原因，一是不用心，虽然写字，却不关心写得好与孬，这大概也是古代大多数文人舞文弄墨一辈子而没有把字写好的主要原因；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是一天打鱼一月晒网，这就该怪罪铅笔、钢笔、圆珠笔了，还有电脑打字机。一种东西失掉了日用价值，没有特别目的，就不会天天去摸它。即使喜欢，也只能是偶尔玩玩。

我学写字不算晚，八岁就开始了。那时候乡村小学校一星期有两节“习字”。但我们并不是从描红开始，而是“写仿”，也就是影写。写仿本用薄薄的白纸装订而成，横长竖矮，竖着写四个字，横着写八字，正好是一首四句七言诗。老师给我们写了，铺在仿本里，学生照着写。这一张写好了，老师就给另写一张。不过，一个学期结束，大多数学生并不需要另一张，这并不是老师偷懒。我已经忘了自己写过几张，只记得后来老师不再为我写，而是让我回家请父亲为我写。但父亲最终也没有为我写，而是让我大哥为我写过几张。那一年，大哥已经十九岁，或许是父亲觉得他的字已经不错。

接下来大量挥霍笔墨，是1967年的事。那一年的5月到8月，我几乎天天写字，却不再是“写仿”，也不是临帖，而是抄写大字报。在整张大纸上写拳头那么大的字，常常是一气就写几十张，有时甚至上几百张，所以越写越快，尽情挥洒，反正能让人认识就行。也是在那一年，我学会了用板刷在墙上写黑体字，要多大就写多大，一会儿就能写满一条街。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写字还要带着棍子，有时是“战友”带了棍子跟着我，以便“文攻武卫”。我常想，我那时的字一定神采飞扬，霸气满满，可惜没有留下照片，失掉了吹牛的资本。

不过，用板刷写大字标语，却成了我十年后混饭的本事之一。不再是用墨汁，而是用红漆或者石灰水，红漆是写在粉墙上；石灰水是写在大山的崖壁上。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多岁，字大概写得不错吧？能支持这一估计的，是春节放假之前那几天，从领导到同事都来请我写春联，弄得我从白天写到半夜，累得手腕酸痛。不过，我当时就有点怀疑，请我写春联未必是因为我的字好，而是因为我办公室里的大红纸。请我写春联，连红纸都不用花钱买。写到这里，我马上意识到这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由此可见，我这人心眼儿并不怎么好，如果存心完全忠厚，是不会这么想的。

进入大学之后，我就很少写字了。班里有几个同学课后总在练书法，我从未练过。不过，有一年学校举办全校师生书法展，我却忍不住参加了，而且奢侈了一下，到城里买来两张宣纸。本想买支大毛笔，但一问价钱就不买了，最后是用指头写的，拇指、中指加上小指，三个指头写了一幅字，结果还得了二等将。这幅字倒是保留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很少写字，但在1990年代初，却又实实在在地写了几次。不过，这时把少年时代临贴所养成的规矩全抛了。学楷书我临过欧和柳，学行书临过二王，然后临过赵孟頫，《洛神赋》曾让我沉迷过很长时间。隶书写得不多，但几块著名的碑都临过。不知着了什么魔，这时候却要破除一切法度，走一条自己的新路子。想到郑板桥行草加隶书的乱石铺街，于是灵机一动，行书加汉简，再加几个金文甲骨文，一试果然别具一格。

那两年我还写了一些木简。木简是请木工厂做的，遇到好玩的师傅，不仅给打了孔，加了花纹装饰，还喷了香。那时候春节期间系班子要轮流在办公室值班，每人三五天。有两年我自告奋勇，把春节后的那一段全包了。同事们非常感激，而我却觉得很合算：反正不能回家过年，办公室里啥事没有，家里却是人来人往，我就在那里写木简，上午9点去上班，写到12点回家吃饭，下午2点再去上班，写到5点半下班回家；多拿了加班费，还落了个清闲。那几年，我把《大学》《中庸》和《论语》都写成了木简本，而且写了《老子》和《庄子辑录》。今天看来，那些字模样有点儿怪：

 

1990年代末，我40多岁了，意识到自己游荡已久，可能完全失了法度，于是重新临帖。再次脱帖之后，留下的是这样的字：

与此同时，我开始抄书，一气抄了几十本：

 现在呢，现在完全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只要觉得有意思，别的什么也不管。

 

 

有句话在鼓舞我：我不是书法家，又不想当书法家，所以什么都可以不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