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的若干年前，一个相貌平平，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女子，看中了一个比自己还小两岁的男青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应该是少年。她主动示意，于是，那个男青年在懵懵懂懂之间就被拿下，然后搞定，做成了夫妻。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世事变幻多端，此小女子自然阅人无数，但她心中再没有走进过别的男人。对她来说，丈夫便是世界上唯一的男人，这与忠贞节烈的美德无关，与传说的爱情无关。她以她的方式尊重他，照顾他，一辈子没吵过嘴，红过脸。因为工作关系，他们曾经两地分居若干年，此后她又在他的手下工作多年，他们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两个夭折了，一个做掉了，剩下两个长大成人，其中一个就是我。

这个有主见，并敢于付诸实践的小女子就是我的母亲。据她说她是看中了我父亲的厚道。可是跟更多有出息的男子相比较，厚道真的就那么的重要？一朝择定，终其一生？我看过他们的旧照片，我父亲当年相貌端正，身量魁梧，比较出众，可以用上现在的词，就是帅。这样我就找到了我妈当年的感觉，而且，说句不恭敬的话，也找到了我身上形式主义的病根：从我妈开始，我们家都是形式主义者。显然，这样推定太武断，估计老人家也不同意，好像我故意把自己的毛病推卸到前辈身上。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我妈妈做了一辈子政治思想工作，自认为是一个纯正的唯物主义战士。在我小时候的履历表上，父母职业这一栏，她不写“国家干部”，而是写“革命职员”。后来我自己能填表了，也一直这样写，觉得特别有个性。作为革命职员的我的母亲任何时候都是以革命工作为重，然后是丈夫，再然后才是孩子。我排在第三位，属于私人情感范畴，和崇高的革命事业相比较，不仅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可能还是一个累赘，妨碍她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的负担。我前边有过两个姐姐，双胞胎，一个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另一个送回农村老家，就是为了不耽误革命工作，结果孩子也病死了。我问我妈是不是很伤心，她说没有，那时候年龄小，不懂事，反倒觉得轻松了。我听了相当诧异，而我的爹呢？好像他也没怎么太在意，因为工作忙，我妈妈生产时，包括我出世的时候，他从来不在妻子身边。我爹觉得，有医生护士在，自己去了也没用，只会添乱。培养革命后代虽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毕竟不算当务之急（不象制造革命后代那样光凭热情就够了）。其实最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这样要求过他，她认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要男人干什么用？男人嘛，就是看着顺眼，为人厚道，作风正直，不那么叽叽歪歪小心眼儿就天下大吉。最初她把女儿送回老家也是自己拿主意，没有和我爸爸商量。可怜我那两个姐姐，据说长得很像我妈，她们好不容易来到人世，什么都没说就弯回去了。按我妈妈的意思，如果两个女儿活着，她是坚决不打算再要第三个，太累。因此上，在我出生之前，在那场黑暗的，不为人所知的混战中，我尽可能多的攫取父母双方的优点，极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优良品种，为的就是将来能讨得父母的喜爱，在人世间站住脚。听我母亲后来的讲述并参照儿时的照片，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分娩前，我的妈妈找到她在卫生部工作的姐姐（她也待产），两人相约一起来到北京天坛医院。感谢天坛医院的医护人员，我和我那位不知该叫表姐还是表妹的姑娘都顺利出生了。我妈妈说，那时候医院的条件特别好，医护人员特别认真负责也特别热情，比现在强多多了。为了不辜负医护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得起国家，我妈必须把我抚养成人。那一年她二十六岁。

这时，我二十六岁的母亲开始懂得疼爱孩子了，无奈工作太忙，再加上政治学习的紧张，规定的喂奶时间有限，营养差必定奶水不足，我的惨状就可想而知了。我妈把我寄放在保姆家，当她不能按时回来喂奶的时候，我就大声嚎啕，我哭得保姆心焦，只好喂我高粱米汤。托那位保姆的福，我的肤色至今还带有一种粉红色。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我妈就后悔得不行，说那时候自己为什么就不懂得买点奶粉呢？又不是没钱。她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若干年后，当我的生长期正式结束，我是我们家族男性中最低的一个，尽管加上相当剂量的高粱米汤，才刚刚赶上刘德华，没我的父亲高，比我的兄弟就差的更远了。前些日子我们又聊起身高的话题，我说是遗传因素，目的是安慰她老人家，而我妈坚决不同意，她说（原话）：还是饲料的原因。大包大揽，绝不推卸责任。

（十八岁与母亲合影）